仪表整洁干净，走路大步流星，说话风趣幽默，办事雷厉风行，工作一丝不苟，待人坦诚热情，……如果不是满头华发，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年已六十五岁的老人。他就是在我国苹果科研界享有盛誉、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汪景彦。
　　汪景彦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近４０年来，他一直奔波于渤海湾、黄河故道和西北高原，研究和推广果树实用新技术，为我国苹果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农业出版社和中国林业出版社联合评为“８０年代以来科普创编成绩突出的农林科普作家”，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十几人。苹果产区的群众对“汪老师”崇敬有加，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称他为“苹果圣人”、“果农挚友”、“活财神”……

　　（一）“一个可怜的人”

　　回首往事，汪景彦感慨地说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
　　１９３５年　月　　日，汪景彦在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翟家乡土台子村呱呱坠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日寇横行的关东大地，虽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小景彦也没有享受到多少童年的欢乐。他６岁丧父，全家人靠着父亲生前在“东北王”张作霖手下当兵时买下的十几亩土地，过着窘迫的生活。为了养活６个孩子，母亲不得不给地主打点儿短工。
　　解放后，汪景彦才正式跨进学校大门。１９５５年他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考进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他酷爱美术，但学的是建筑专业，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托起高楼大厦，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画出壮丽的画卷。但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年后，正当汪景彦准备出国时，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炎而没有通过。疗养半年后，他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１９６１年初夏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这年他２５岁，正是风华正茂。
　　从此，汪景彦就走上一条告别安逸、四处奔波的生活，由于身体不好、营养不良，他还得过一次胸膜炎。但要强的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和家庭的困难而影响工作。汪景彦常年在水果产区蹲点、工作，对家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对此他总是感到深深的歉疚。他常说：“我这一辈子，在工作上尽心尽力毫无愧疚，但在家庭生活上，我不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妻子信觉琴是父母给定下的“娃娃亲”，这位朴实、勤劳的农家女，在汪景彦上大学前就遵照老人的意愿结了婚。汪景彦在北京上大学的几年中，多亏她负担起照顾他母亲的责任。结婚后两人当了２５年的“牛郎织女”，她一个人肩上挑起家庭的重担。直到１９８１年，她才和老汪调到一起。
　　那些年，汪景彦一年中有三分之二时间甚至１１个月在外地蹲点，信觉琴领着俩孩子过得非常不易。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９日，地处渤海之滨的辽宁兴城市连下暴雨，加上海水倒灌、河堤决口，半夜一两点钟发起了大水。住了农科院果树所一个平房里的汪景彦家很快被大水淹了一米多深，外面水顶房门，推都推不开。此时，老汪正在陕西果区搞科技扶贫，信觉琴一人在家吓得不知从措，幸好研究所里有人及时赶来，在黑灯瞎火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她背了出来。直到现在，汪景彦家的柜厨下半部还留下被水泡过的痕迹。
　　汪景彦其实还是挺爱家的人，只是工作太忙而顾不上。老伴虽然大字不识，但老汪对“糟糠之妻”从不嫌弃。他们虽然一年中难得有几天在一起，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在电视刚刚进入少数富裕人家时，老汪为了解除老伴的寂寞，也省吃俭用买回个彩电，让她在家解解闷。出差在外，他也时常给儿女和孙子买点小东西，尽一尽责任。

　　（二）小山村里十二年的“苦行僧”生活

　　水果在全国种植业中地位仅次于粮食和蔬菜，“要想富栽果树”，它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渤海湾原来就是水果生产的“黄金海岸”，解放后，在河南、苏北、鲁西北等地的黄河故道上，一个新的果树林带出现了，这是我国第二个水果基地。在那个商品严重短缺的年代，为了建设第三个水果基地，人们把眼光投向气候、土壤等条件都非常适宜的西北高原。
　　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汪景彦就投身到开拓大西北果树事业中来。陕西省宝鸡市天王公社孙李沟大队，是秦岭北麓一个非常偏僻落后的穷山沟。穷到什么程度？当地人说，旧社会这里连地主和富农都没有，全村先后有１００多人出去讨过饭。汪景彦１９７０年刚到这里时，大队劳动日值只有三四角钱，人均口粮一年只有二百来斤，好年景也不超过三百斤，常年得吃“返销粮”。
　　孙李沟有１０００多亩苹果树，以此为实验基地，汪景彦和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史。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旁边就是马厩。吃的就是玉米面粥、窝窝头，蔬菜几乎没有，咸盐、辣椒、醋是下饭的“老三样”，苜蓿草、洋槐花他们都吃过。
　　生活的困难对于吃惯了苦的农家子弟来说还好克服，可工作上就不那么容易开展了。汪景彦在果园里一转就发现了问题：大部分幼树都被剪得光秃秃的，在寒风中哆嗦着。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孙李沟人不懂果树，从辽宁请来了几个农民技术员指导整枝。这些人没有考虑当地实际，还是按照辽宁的老经验在这里剪枝。
　　已经有近十年实践经验的汪景彦认为，秦岭山区不同于辽宁海滨，这里土壤瘠薄，开始几年果树长势很强，应该顺水推舟，为以后打下良好基础，所以果树剪枝应该轻剪而不应像海滨地区那样重剪。但这些主张传到那些农民技术员耳中后，他们气急败坏，认为汪景彦是拆台，就在村头贴出大字报，攻击汪景彦“杀鸡取卵”……但是，汪景彦没有退缩，他尊重科学，坚持对山区人民负责的精神，坚决纠正了“一把剪子定乾坤”的毛病。
　　站在孙李沟，眼望大西北。汪景彦想到了秦岭山区和西北高原新果区的农民都缺乏必要的果树技术知识，当时书店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他决定知难而上，写一本书来指导当地的果树整枝修剪。
　　灯光如豆，劳累了一天的汪景彦不顾劳累，在木板拼成的小桌上奋笔疾书。他从来没有写过书，参考资料、书籍都很少，甚至连必要的绘图设仪器都没有。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因陋就简：用毛竹片削制出制图笔，用两根小竹条绑起来做圆规。五年大学生活中所学到的扎实理论基础知识和近十年的亲身实践，在这些夜晚都异常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际。他的绘画才能也在画果树剪枝插图时充分发挥出来……那些夜晚，汪景彦窑洞里的小油灯经常亮到深夜。
　　有志者事竟成，十余万字的书稿很快写出来了。１９７２年，《苹果树的整枝修剪》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并在各水果产区大受欢迎，一再重印，先后发行了４０万册。那个年代，尽管连作者的名字也不能署，一分钱稿费也没有，汪景彦只得到５本书作纪念，但他仍感到非常满足和高兴。
　　为了尽快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汪景彦准备和伙伴们一起，把孙李沟的野生树木改造成经济林。这里的山坡上长满了毛栗和酸枣，整整三年时间，他们背着一捆一捆的接穗，攀上秦岭陡峭的山崖，有时站在连野羊都难以驻足的峭壁上，进行嫁接。汗水湿透了衣衫，身上划出了血痕，但值得欣慰的是，酸枣嫁接大枣成活率由开始时的３０％提高到８０％，毛栗嫁接板栗的成活率更达到９０％。这三年中，他们在秦岭的大山中接活了６万多株大枣和近万株板栗。山里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又缺乏生活和科学研究的一些必要条件。农科院果树所设在孙李沟村的这个１１人实验点，当年冬天就有三个人回去了，第二年又走了两个。到１９７４年，只剩下汪景彦等二人还在坚持着。
　　１９７８年，另一个同事也走了，汪景彦成了孤家寡人。那时，为了提高水果产量，汪景彦正在搞苹果密植实验。为把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搞完，汪景彦坚持留了下来。果树密植就是充分利用单位面积的光照、土壤，提高果树产量的有效办法，它是果树生产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并赋予人们一些全新的观念。苹果树进入盛果期将由原来的六七年缩短到三年，单产也成倍提高。果园也不再任凭其自生自灭，在产果十七八年后，就进行淘汰更新。西北地区多数地方土壤比较瘠薄，乔化果树的生命力和适应力都比较强。但要把高大乔木的长势用人工方法控制，使之变成灌木似的郁郁丛丛的园林，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是人和自然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几年过后，他的努力终有得到了回报，苹果乔砧密植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密植园的产量从以往的亩产七八百斤猛增到两三千斤，有的甚至超过七千斤。一个接一个丰收的喜讯传遍了大西北的水果产区，秦岭北麓和渭北高原上的很多大队都派人来请汪景彦去帮助规划设计新果园。短短的几年里，仅宝鸡一市，密植苹果园就发展到四五千亩。
　　小小的孙李沟大队，俨然成了大西北的果树科学中心。从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赶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很多地方派出技术员跟汪景彦学果树密植。孙李沟变了，过去以穷闻名的这个山村成了名闻遐迩的科技致富村。汪景彦亲手培养的一批农民技术员，也成了各果区的“香饽饽”。
　　在孙李沟，汪景彦像苦行僧一样足足呆了１２年。后来，农科院有人去了一趟，深有感触地对他说：“老汪，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都受不了，你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汪景彦却无怨无悔，他献出的是最宝贵的青春和智慧，换来了黄土高原上水果飘香、果农脱贫。１９７８年，汪景彦被陕西省科学大会授予先进个人，他的“乔砧苹果密植丰产试验”也获得陕西省科学成果奖。

　　（三）当之无愧的“苹果圣人”

　　苹果是个“帕来品”，是一百多年前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苹果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产的四成。苹果主要分布在北方，现已形成渤海湾、黄河故道、西北黄土高原三大主产区，栽培总面积为４０００万亩，占全国水果面积的三分之一，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产量看都是第一大水果品种。
　　提起３０多年来对苹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汪景彦是当之无愧的“苹果业功勋”。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现任所长窦连登认为，汪景彦对果树业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７０年代开始搞的矮化密植早产丰产技术，因为当时我国水果处于短缺状态，这一技术的推广对全国水果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个他对苹果新技术科学普及和推广方面的贡献。
　　窦所长说：“汪景彦对提高农民素质、传播水果栽培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民非常需要这样的推广专家，他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们农业科研人员都知道，搞栽培技术的很难获得国家大奖，汪景彦虽然也没有获得大奖（他最高只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但这种平平淡淡的伟大，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并不次于获得一等奖、二等奖的。”他介绍说，农业部这几年在北方六省建立了２２个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其前期的科研、技术推广工作基本都是汪景彦做的。
　　３０多年来，汪景彦９０％的时间都在是果区度过的。离开孙李沟以后，汪景彦仍常年“上山下滩”，甘肃天水、陕西眉县、延安、河北廊坊、山东日照、河南商丘……到处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七五”期间，他主持了“新红星苹果技术开发研究”，通过研究和推广密植、矮化及修剪技术，使苹果三年就结果，四五年亩产就达１０００公斤。只花了国家８万元钱，五年中推广面积１１４万亩，获直接经济效益２．４亿元。“八五”期间汪景彦又与农业部经济作物二司共同主持《２００万亩苹果幼树丰产优质三级配套技术开发》工作，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辽宁等六省市建立新技术新成果示范果园３０多个，平均亩产多在３０００公斤以上，共推广３００多万亩，
增产苹果２２４万吨，新增产值２２．４亿元。与此同时，还培训果树技术干部及果农５万多人次。
　　在研究方面，汪景彦还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他对弟子们在学术上毫不保留，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但工作上则严格要求，对他们有“十字诀”的要求：“谦虚、好学、能干、能说、能写”。汪景彦认为，这是推广型科技人才的必备素质。现在给基层干部和农民讲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培训，而且还有技术思想、观念等，所以要求口才要，内容新，要有很多新信息。汪景彦带头实践着这些要求。他高中时语文课成绩不是很好，工作后就加强这方面的锻炼，虚心向人学习，勤奋练笔，后来终于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四）高产的科普作家

　　汪景彦说：“搞果树研究的专家就是要和生产紧密结合，要把科研成果尽快教给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和农民。”所以，除了科研之外，他投入精力最大的是科学普及、提高果农素质的工作。
　　汪景彦的座有铭是“勤奋”和“奉献”。他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成果也颇为显著。在北方果树界，汪景彦有“神笔”之称，与烟台果树研究所的于绍夫一起被誉为“两大笔杆子”。他在家著书时每天至少写上５０００字，最多达１．５万字，书稿都是一稿而成。他曾创造一年出科普图书７本的纪录，被中国农科院评为“编写论文优秀科技工作者”。
　　“文革”期间，汪景彦就对不重视知识和人才的现象感到困惑和不满，但他觉得这一不正常现象迟早要过去。在孙李沟蹲点的１２年中，他从来没有停止业务学习和钻研，在别人休息和娱乐时，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学外文、写文章、翻译资料。出差在外，他也带着很厚一摞子资料，不浪费在火车上或招待所里的时间。为此，他差点被人扣上“白专道路”、“不务正业”的帽子。但汪景彦有股子犟劲，自己看准的道儿，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要坚持走下去，九头老牛也拉不动。
　　科普创作是汪景彦的业余爱好，他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果树实用新技术，所以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无稿费、不署名的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从１９７２年出版第一部科普读物《苹果树的整形修剪》以来，他笔耕不缀，主编、参编技术著作４０多部，其中主编１５部，总字数８００多万，发行３００多万册。
　　他所著的科普图书由于技术新而且非常实用，长期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深受农民和基层欢迎以及同行好评，很多果农家里都有几本他的书。他主编的《实用果树整形修剪系列图解－－苹果》（陕西科技出版社），７年间１３次印刷，发行量３２万册；《苹果树合理整形修剪图集》（金盾出版社），也再版７次，创造了发行量５５万册的最高纪录；《红富士苹果高产栽培》发行量也高达２８万册。据一家出版社统计，汪景彦的书至少还有六本被盗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书受欢迎的程度。
　　在山西临猗县“科技示范户”张旭刚家里，记者看到了汪景彦的《看图修剪》、《苹果短枝型品种丰产栽培技术》《苹果看图治虫》等书。张旭刚介绍说：“汪老师的书，这里几乎家家都有，我们看到他的书就买，有了问题就照书看。”去年他按书里教的办法去作，进行枝型改造，疏花疏果，套袋扣膜，提高水果质量，效益明显增加。
　　每斤果三元钱，每亩纯收入一万两三千元。而临猗县北杨村焦建刚交给妻子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好家里的汪老师的书。他是县里的“青年科技带头人”、“果业生产能手”，在汪景彦亲自指导和自己琢磨下，苹果种得非常好，１９９８年优质果率达８０％，１９９９年达９０％以上。他家里有不少汪景彦的书，见到就买，家里的书有的都翻烂了好几本。由于经常有外省外地来家里参观果园，来得人多了，有时家里的科普书就被果农顺手牵羊“拿”走了好几本，为此夫妻还吵过架。

　　（五）不辞辛苦的“推广专家”

　　山西省临猗县地处黄河之滨，离“武圣人”关羽的老家运城不远，具有发展水果生产的有利条件。为了建设优质果品基地，１９９７年初县政府在全国聘请了汪景彦等五名专家当顾问。每到春天疏花、早春病虫害防治、夏季修剪管理、６月水果套袋、９月着色管理、１０月表现调查、年底总结等关键时期，汪景彦都亲到临猗县，到果园中现场指导。通过两年的努力，在这里推广了十项实用新技术，使当地苹果生产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转变。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临猗县被国家统计局授予“中国水果十强县”第二名，“红富士”苹果近几年共获得５个国际金奖、４３个国家级金奖，并被认定为“绿色食品”，畅销全国２５个省市３６０多个城市，并出口俄罗斯、泰国、
越南等国。
　　汪景彦常说：“农民致富是我的唯一目的。”因此，他多年来一直不辞辛劳地在各水果产区奔走，给基层干部和果农讲课、培训，搞科技示范园。
　　在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江苏丰县，有个汪景彦一手筹划建立起来的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农业部苹果优新品种示范园。１９９６年开始建立这个示范园时，６０亩苗木都是汪景彦帮助一棵棵选好，并亲自坐着拉大卡车，连续行程３３个小时，分别从河北徐水和河南三门峡，千里迢迢亲自压运到江苏丰县。他还在示范园所在的套楼乡呆了一周，亲自指导大家栽好为止。
　　现在，示范园面积扩大到１００亩，共栽培了４个苹果新品种和１９个品系。除各种优新品种外，还推广了支架栽培、Ｖ型整枝、小管出流、覆膜覆草与生草技术等栽培新技术。它在苹果业发展中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南到海南岛、北到辽宁，东到上海、山东，西到新疆、甘肃，２０多个省市区的代表都来参观学习，１９９９年参观总人数达５万多人次。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这个示范园的带动下，套楼乡的２．９万亩土地已有２．２万亩栽上了水果，全乡人均一亩果园。得益于汪景彦的亲自指导下，该乡水果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现在，优质的“红富士”品种占三分之二，农民收入七八成来自苹果。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富士苹果之乡，农民很快地富裕起来。
　　丰县梁寨镇镇长宋庆科说：“梁寨镇有２．１万亩果树，是个新果区，水果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几年果树管理水平和农民科技素质的显著提高，多亏了汪老师。汪老师多次到梁寨来，第一使这里水果生产技术大大提高；第二是转变了干部群众观念，使我们更加重视果品质量和效益；第三提供了大量市场信息和外地经验；第四，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优秀专家，汪景彦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我们基层干部树立了为农服务的榜样。农业生产的出路一是靠科技，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而在农业技术推广中，汪老师一杆子插到底的作法，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率的频率。给农民送技术比送什么都重要，专家一句话，一棵树就能多收
入三五十元。”
　　地处黄河故道的豫东虞城县，是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原型魏木兰的故乡。近些年，这里大力发展果树种植，洒下了汪景彦的无数心血。在张集镇高唐寺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华听说汪景彦来了，特地从自家果园中摘了十个晒字的大苹果，排列起来分别是“好人一生平安”、“福禄寿喜”，一定要汪景彦收下。他说：“您多次到我们这里来传经送宝，可从来不要求特殊待遇，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李建华介绍说，高堂寺村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栽苹果，因为没有技术，四五年也不结果，苹果树成了包袱，有的人家气得刨起了果树。正在这时，汪老师来了，给大家讲技术、讲苹果业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在他指导下，果园很快兴旺起来，刨掉果树的农民都后悔了。为了把讲课内容让大家记住，每次汪景彦讲完课，他和老支部书记两人都要认真总结一下，编出一个歌，如《四季管理歌》、《十二月管理歌》、《果树修剪歌》等，自己出钱印刷三千份，分发给每户果农。他还找村里唱大鼓书的李福亮老人，一句句教给他，每次开会前，都让他给大家唱一唱。这位卖豆腐的老人大字不识，就叫来买豆腐的人一句句教他，一边卖一边背。
　　李兰亭是这个村的科技示范户，他家有五六亩果园，１９９８年冬天汪景彦帮助改造六七棵树，锯掉不少大枝。整枝、疏花、疏果、套袋、采收，他都亲自来指导。剪枝时李兰亭看踞掉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树枝，他心疼得不行，到秋天就高兴了。苹果亩产由两三千斤增加到五六千斤，并且优质果率高，累累果实，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今年套袋果搞了３万个，产量１．５万斤，果面干净、果型好看，着色均匀，每斤价格由去年的１元钱增加达到３元，除去多投入部分，还增值一倍多。很多来这里参观的人，明年都准备照这个样子干。高堂寺村３２０户中开始时有３６家种了１００来亩果树，只是零星结点果，没见啥效益。汪景彦来之后，村里有了主心骨，１９９４年果树就发展到６００亩，１９９６年又扩大一倍，达到人均一亩果园。１９９８苹果产量２００斤，平均每斤大约１元。１９９９年产量３００万斤，价格１．５元。果树收入已占农民收入７０％以上，村里计划把１６８０亩土地全都栽上果树。

　　（六）“一分钟技术”

　　汪景彦在多年实践中认识到，为了使素质较低的老百姓能接受新思想、新技术，第一是想办法把技术简化，二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实效。比如，为了提高优质果率，果树就应该适当留果。但一棵树到底留多少果合适？他经过十几年的实验，总结出果树负载量的“干周法”，即量一下树干周长（厘米），以周长的平方乘以０．２，所得数字就是这棵树的适合留果量。比如，周长２０厘米的，２０的平方等于４００，再乘０．２得数８０，那么这棵树就应该留８０个果。成龄的大树可在现有干周上适当加０．１－０．２厘米。这个发明，为疏果尺码以及定产提供了依据，农民也很容易就接受。再如，过去果树剪枝非常复杂，通常采用“五段修剪法”，一般农民五年也学不会。汪景彦经过多年实践经验，总结发明出“简化修
剪法”，即只留下“五段修剪法”中的“第五段”修剪，一次性“回缩”（多年生的果树剪枝叫“回缩”）５０厘米就行了。这个法子推广起来既简便，又实用。
　　从抱小孩的农家妇女，到大学里教农业的老师，汪景彦都可以讲课。特别是为了使农民在听课时不致于精神不集中，不睡觉，他就穿插讲些笑料、举生动，把死板板的技术课堂变得生动活泼，笑声不断。他还针对农民观念保守等特点，更多的是讲如何转变观念，让他们了解国内外水果形势、市场动态等。有时他讲两个小时的课，没有任何一句技术。而在果园中进行示范中，“一分钟技术”很容易让群众掌握。很多书本知识精通的大学教授、研究员，听了汪景彦的讲课也佩服。
　　因为从汪景彦那里得到了甜头，所以果区的农民对汪景彦非常崇拜。一听说他来，十里八村的农民都赶来听他讲课。河南虞城县张集镇的农民介绍说，来这里指导的专家也不少，但都没有汪老师讲得好。他讲得切合实际又操作简单，一学就会，一用就见效。他还从市场角度、从怎样增加收入角度讲，农民听他的就能得到实惠。而且他讲课风趣幽默，就想听戏一样。有一次他讲课，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可在露天地听讲的一万多人，没有一个人散去，有的打着雨伞，有的就那么顶雨听得津津有味。这情景令汪景彦非常感动，他打着一把雨伞，虽然早过了吃饭时间，可他看农民这么大热情，就忍着饥饿，一直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
　　１９９９年秋天在张集镇，我们亲自听了一次汪景彦的讲课。正在水果采收的大忙季节，但听说汪老师来了，十里八村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赶来了，大约五六百名群众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听汪老师讲课。汪景彦重点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今年苹果质量的总结；第二，水果采收后和冬天的果树管理；第三，今后水果业怎么发展。
　　他说：“……大家要改变观念，科学管理，今后要以生产优质果为发展方向。市场上需要高档果，也能卖上好价钱。中国人现在也爱吃高档水果，城里人过年过节送人、自己吃，都要好果子，还照老样子生产水果不行了，满树的果子不一定好卖，更不容易卖个好价钱。现在市场上优质苹果４块钱一个，要两千斤，上哪找去？我们不能只有样品，没有商品。外国苹果有的卖十几元、几十元一个，我们国家的苹果总体看，质量还不行，所以出口量还只有百分之一，全国苹果产量大约２０００万吨，９９％都叫中国人自己吃了。外国还有４８０万吨卖给我们了。
　　“从今开始，咱们的水果生产要开始第二次创业，就是抓质量、增效益。我给大家算算，一斤优质果卖两块五，去掉成本，纯挣一块五。按我的方法，一亩地产５０００斤优质果，能挣７５００元。一家三亩果园，一年纯收入两三万元，比我强多了。我是个研究员，一年才挣１万来元。大家一不练法轮功，二不打麻将，不能整天在家里看电视吧，现在电视也没有什么好节目。就应该在果园里干活。比如，给果子套塑料膜袋，一个可多挣三毛钱，一万个果就是三千元。而我们这儿很多家还没有开始干呢。大家说明年干行不行？（群众回答：行！）有没有决心？（回答：有！）明年把咱们镇果树的四十分之一，也就是４０００亩，都搞成李兰亭家那样，行不行？（回答：行！）我的要求很简单：听话！你说我们大老远来了，也不图你什么，能害你么？我们很多专家经过了多少年的实践，才敢把有用的东西拿给你们，所以大家要听话，听话没有坏处。今天冬天大家就开始剪枝，到时候我再来指导大家干。”
　　他说：“要生产优质果，就要给果树动大手术，一棵树留那么多枝没用，产不了好果子，就像人多了，素质低也没多大用一样，还不如计划掉。有的树应该去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枝。我今年春天给李兰亭家果树锯枝的时候，心疼得他直裂嘴，到秋天怎么样？高兴了！就应该把大树去胳膊去腿。大家马上要准备一把快锯，最好是日本进口那种，１４０来元一把，非常块。谁锯得越很，谁家就会越好。汪景彦说：“今年仅仅是开端。好日子还在后头。好多人看了李兰亭那个果园，是不是就觉得不错了？其实这个果园我今年只能给打８５分，不是太满意。明年要争取打９０分以上。外地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强，我们要再加把劲。我对你们就要求俩字：‘听话！’我们有实践根据、科技根据，大家照着去干就没错。当然也不反对大家创造发明和技术创新。怎么干？首先是要剪枝。其次，要施肥。明年一棵树要施１００斤肥，没肥料，光靠吹牛不行。每家都有那么多玉米杆，把它砸碎了，拌上氮肥。有猪圈粪、鸡粪、羊粪就更好了。将来生产绿色食品，不能用化肥。再就是清园，灌好水……”
　　汪景彦一连讲了一个半小时，农民们始终非常认真地听讲，很多人还做了笔记。汪景彦讲话风趣幽默，现场洋溢着热烈轻松的气氛，听众笑声不断。讲课结束后，很多农民围着汪景彦问这问那，他对每个人的问题都认真回答，有时还拿笔给写下买哪种果树苗找谁、地址、电话等等。

　　（七）“果农挚友”

　　１９８１年底，由于在陕西孙李沟的实验已基本结束，加上组织安排他到波兰考察果树技术，汪景彦不得不离开这个呆了１２年的小山村。临走前一天，村里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大队党支部书记倒了一大碗酒，激动地举起来：“老汪！你来的时候，俺们穷得揭不开锅，让你也跟着受苦。现在苹果有收益了，大伙都开始富起来了，你又要走了……俺代表孙李沟的几百户庄稼人，敬你一碗，你一定要干！俺们永远也忘不了你！你以后还能想到俺这山沟沟吗？”
　　“我不会忘记孙李沟，更不会忘了乡亲们！我的试验还在这儿，往后我会常来的！”汪景彦，这个面对多大困难都没有掉过一滴泪的刚强汉子，这时也禁不住洒下了惜别的泪水。
　　汪景彦没有忘记他对孙李沟乡亲们说的话，更没有忘记全国各个苹果产区的乡亲们。他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尽自己能力热情帮助他们。农民有什么事，他都不嫌麻烦地为去做。有时农民托他给买录像带、书籍，他都不嫌麻烦，及时给他们寄去或捎来。给果农回信、解答问题，是汪景彦每次出差归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有一次他出差８０天，家里收到来信１５６封，他一到家，别的事都撂下不顾，而是整整利用三天时间，屁股都没挪窝，将来信全部回完。河南有个农民，在一封信上一共提出１４个问题，写满了三篇稿纸。汪景彦为了节省时间，开始准备向他推荐看哪本书就行。但后来一想：“农民来信是对我们的信任，我自己受些累不要紧，不能冷了农民的心。”于是，汪景彦用了一个多小时，详细回答了全部问题。
　　那些年，汪景彦每年给农民回信都有一千至五百封，光是邮票钱就得四五百元。这几年，家里安了电话，他家又成了免费咨询站，有时老汪一天要接十几个果农打来的电话。即使对素不相识的普通农民来的电话，他也都和颜悦色、耐心细致地回答。他说：“这是群众对我们科技人员的信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１９９６年正月十四，河北容城县野桥村一个素不相识的果农打电话，想请他去自２５亩果园看看。老汪一家难得团聚，又是元宵节，都劝他别去了。可老汪第二天早起就去了，下了火车坐汽车，又徒步走了几里路，到果农家里时天已快黑了，又直接去了果园，现场指导完筋疲力尽，被人搀扶着走。第二天，他分文没收，打道回府。后来又先后三次去，还自己花几十元买了几本技术书送给他。
　　对于自己和农民的关系，汪景彦谦虚地说：“专家应该是在群众中生根、成长起来的，需要向群众学习，向生产学习。我和农民就是互相学习的关系，我虽然教给农民一些知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新东西。农民中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提高总结，我像蜜蜂采蜜一样在农民那里吸取了精华，学到了不少东西，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提高，再还给农民。”
　　他举例说，果树的“简化修剪法”，就是他吸收了两位农民的剪枝经验，经过自己十几年的经验而创造发明的。其中，兰州农民刘亚之发明的“矮壮修剪法”，在果树盛果期非常有效；河南农民肖克明发明了“省工修剪法”，只用锯拉几下，不用剪树，果树幼果期结果非常好……再如苹果“增红剂一号”，汪景彦从国外查资料，在工厂中做出试剂，在六七个县十几个基点试验成功。正常实验，如果一个基点要试验费２０００元，自己也出不起。但这些基点都很配合他的实验，没有要一分钱，后来成功地推广到六七个省。这项技术，每亩地投入１０元，就可使水果表面光洁，着色指数提高１０－２０％。汪景彦以自己的真诚和帮助，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临晋镇有三对农民夫妻种水果致富后，专门坐飞机到辽宁兴城来看望感谢汪景彦。山东寿光县一位果农，用汪景彦的办法种水果发财后，年收入约十万元，他给汪景彦写信，称他为“苹果圣人”。山西平遥县一农民在果园中发现个头儿很大的梨，认为可能对科研有用，就把它用小箱子给汪景彦寄来。有一次，在去临猗县讲课的路上，汪景彦坐的车坏了。正在路边等修车的时候，路上走了个推车老汉，老人看着他就问：“你是汪老师吧？快到我家去歇歇脚。”汪景彦奇怪地问：“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在电视上过你的讲座，家里还有十来本你的书。”他还说；“我们这里人果农都说：‘过去读毛主席的书，那是在政治上的需要；现在读汪老师的书，是大家自觉自愿的，因为能帮我们发家致富。’”
　　在汪景彦等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山西临猗县果业得到了健康发展，目前这个县“三分天下有果业”、“富民之举在果业”、“财政征税靠果业”、“市场兴旺靠果业”、“果业发展促各业”。该县还提出农民通过发展果业达到小康标准，这个标准有“十个一”：一户一个科技当家人、一个小果园、一个小果窖、一座小楼房、一台运输车、一辆摩托车、一个小宝宝、一台电视机、一部电话机、一个煤气灶。现在全县有３０％的水果户达到了小康标准，果区有近一半达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在全县５０万名果农的要求下，县里给汪景彦等六名专家授予“果农挚友”的牌匾。

　　（八）莫道桑榆晚　晚霞正灿烂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花甲之年的汪景彦退休了。在外面奔波劳累了几十年，这下可以歇歇了吧。他何尝不想在家里陪陪老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汪景彦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说：“果农致富、果区繁荣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只要还能动，我就一直跑下去。”果区的干部群众需要汪景彦，先后有四五十个单位聘请他为果树顾问，上至农业部，下至小村庄。辽、冀、豫、鲁、苏、晋、陕、甘等省，仍然不时可见汪景彦的身影。在他指导下，有１００万亩苹果挂了农业部优质水果生产基地的牌子，包括山西临汾市、临猗县，河南孟州市、虞城县、夏邑县，江苏丰县，山东日照市等。他每年还多次经常深入果园，调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倾听群众的呼声，应邀向基层干部和果农讲课，搞技术培训。他苦口婆心地说服和动员果农采用先进而实用的技术，积极建议有关领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措施，使果区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和苹果生产优势，保证苹果业健康发展，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汪景彦有“五快”：说话快、吃饭快、走路快、睡觉快、排泄快。他生活充实，身体健康，果树所里有好几个属猪的同龄人，都相继去世了，汪景彦由于常在外跑，身体好，精神也好，所以非常健康，没有毛病。汪景彦每年外出时间达三分之二，基本上是在汽车和火车，行程都有四五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多。仅１９９９年初到１１月份，他就在外出差约２００天，行程６万多公里。
　　在汪景彦家中的电话旁，有十几盒名片，每盒上都分别标有“河南”、“辽宁”、“江苏”、“陕西”、“山西”、“山东”、“甘肃”、“北京”“河北”等字样。这是老汪为了和果区联系方便而搞的。他在家里也不闲着，除了写文章、著书，就时和果区干部、果农通电话，了解情况、解答和解决果农遇到到各种问题。
　　多年来，汪景彦靠着一颗服务果农赤诚的心和高明的技术，赢得了果区干部群众的尊重、钦佩和爱戴。这些年，他指导果农也好，技术咨询也好，办班讲课也好，从来没有收一分钱的费用。没退休时公家报销路费，这几年退休了，只要出个路费，他基本是有请必到。汪景彦把钱看得很轻。除了每年那一万多元的工资，他没有什么别的来钱道，家里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旧的，也没有什么高档电器。“如果是为了挣钱，我就不会总在外面跑了。很多出版社向我约书稿，写也写不完，我要是就在家写书，凭我一天写５０００字的速度，不费劲就挣２００元。”
　　其实凭借汪景彦的名声和他的信息，如果脑子稍微“活泛”点，搞个有偿服务、挣点中介费，“先富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对那一套嗤之以鼻，惟恐“铜臭”玷污了自己一生的清白名声。他常在各地跑，哪个地方的苗木质量好、哪个地方价格低，他都一清二楚。对这些可以赚钱的信息，他从来都是免费提供给需要者，有时还亲自帮助打电话联系、帮助把价格压到最低，而自己从来不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大家都非常信任他，知道汪景彦办的事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