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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粮食企业挤占挪用粮款事件暴露了粮食收购资金监管方面的漏洞，反映了粮改分流人员“回潮”带来的弊端，同时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粮食企业和国家银行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业内人士认为，对偷粮盗米、挤占挪用资金的“粮耗子”，需要社会形成“人人喊打”的氛围和机制，只有对其进行金融监管等各方面的综合整治，才能遏止“粮耗子”的繁殖壮大，减少其破坏力。
资金监管：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
据农发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林德，昌介绍，自农发行建立以来，粮食收购贷款数量稳步增加，对农民“打白条”现象近乎绝迹。粮改以来，吉林省分行贯彻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政策，实行了资金封闭管理的一系列办法，其中“收购检验码单”、“库存环节监管”以及“出库报告制度”等监管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并为全国粮食资金封闭运行提供了经验但一些基层农发行人员告诉记者，农发行对粮食企业的监管如同“猫抓耗子”。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特别在粮食管理方面农发行和粮食企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要“耗子”在“惦记”着粮食，它就总有办法得逞。农发行伊通支行原行长刘亚田(2001年3月上任，现已被撤职)说，近几年粮食收储公司采用“北粮南储”、粮款包“包”的销售方式使农发行很难监管。刘亚田在职期间曾几次到福州和南宁等伊通的“南方库”跟踪监管，他说：“粮食都在码头堆着，也弄不清哪些是伊通县的粮食，更不用说弄清哪些是已’卖的，哪些是没卖的”。
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同样发生在库存环节的监管上。目前伊通县有24个粮库，而县农发行只有12个信贷员，平均每人得看管两个库。虽然信贷员都受过专门培训，但也不容易弄清库内到底有多少粮食，因为粮库自身也是模糊管理，信贷员也很容易被骗。县农发行行长孙文忠说：“虽然我们采取了许多严细监管的措施，但仍然感到乏力。
经调查组核实，农发行伊通支行曾参与了粮食公司8700吨“亏本粮”的销售。刘亚田告诉记者，他上任不到一年，对销售环节的东西还不清楚，亏本销售就发生了。人行伊通支行金融监管科科长冯建德说：“说实话，这几年人行金融监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国有商业银行上了，农发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地方上，农发行是国家粮款的专用渠道实行垂直、单一管理，人行对其过问和协调管理存在障碍。”
粮食企业：粮改并没有使它“顺”起来
巨大的利益驱动，加上客观上粮改不彻底造成的粮食企业人员膨胀、玉米市场价低于库存成本价等因素，都迫使粮食企业铤而走险，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甚至明目张胆地抛开“顺价销售”原则做起亏本销售的买卖。
伊通县第三粮库是典型的粮改政策贯彻不到位的“畸形儿”。据粮库副主任王润国介绍，粮库前身是一个粮食加工厂，粮改时没按“主附营业务分离”的原则把加工厂从粮库剥离出去，而是突击“改装”成了第三粮库。全库职工多达148名，粮改时的“分流”、“下岗”人员也统统在吃粮库的“大锅饭”。“可事实是‘大锅饭’里已无米可吃了”，王润国说，粮库收储数量有限，县城里就有三个粮库，加上今年新收的粮食，我们库内才只有六七个囤子。同时，由于储粮成本已远远高于粮食市场价，去年一斤粮食也卖不出去，毛利更谈不上。虽然粮改后规定32名在岗职工按75％计酬，下岗的按35％发生活费，但去年一年职工只开了…个月的工资，有的困难职工过冬买不起煤，只好烧树叶子取暖。
伊通县粮食收储公司董事长刘敏学介绍，因连年受灾，粮食减产，加上新收的13万吨，全县粮食库存才有50万吨。而全县职工数目高达6051名(在岗1000多人)，去年职工有七八个月工资欠发。目前，市场粮食销售车板价每吨930元左右，而库内成本价却接近每吨1200元；去年5月县里卖丁5000吨玉·米(每吨1040元)后，就再也没有“顺价”卖出一斤粮食。
由于粮改时部分粮库搞假分流，粮改后分流、下岗人员再“回流”到粮库，全省粮改曾经分流、下岗的6万名职工大部分仍由粮库负责开支。据省粮食局有关人士介绍，粮改没有足够的成本分流冗员直接导致粮库经营成本过高，储粮成本增加，增加了粮食“顺价销售”的难度，使粮库经营更加困难，并以此形成恶性循环，全省粮库职工欠发五六个月工资的较多。这样，一些粮食企业就想当然地认为，粮款支付了各项经营管理费用，并没有落到个人腰包，再加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被发现，也会得到“宽大处理”。
地方政府：处在尴尬的“三角关系”中
粮食收储公司挤占挪用粮食资金的情况集中反映了粮食企业、县乡政府和国有政策性银行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政策性银行与县乡政府之间的矛盾，通过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经营行为体现出来。在三者关系中，县乡政府的角色尤为尴尬，既要为粮食企业职工工资不保而忧虑，也要为农民不能及时卖粮变现而担心。
由于粮食主产区不能及时足额保证粮食风险金的配额到位，加上粮食顺价销售难度加大，粮库经营举步维艰。而县乡政府眼下最希望的就是粮库以高价收购，这样足够的收购量可以给粮库职工一个“得过且过”的机会，同时还有利于农民粮食变现，及时交纳各种税费。省粮食局综合处处长沈启地说，事实上，这又体现了矛盾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关系中，县乡政府和粮食收储企业完全站在了一起。高价粮入库后，使粮食成本价高上加高，顺价销售难上加难。伊通县粮食收储公司董事长刘敏学说：“职工不可能立即压缩，市场粮价也不可能迅速飙升，粮食达不到顺价要求，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就是‘看堆’。
粮食主产区财力差，保护粮食企业和当地农民的能力都明显不足，县乡政府通过粮食企业“算计”一下农发行和国家是“三角关系”中的主导方面。孙文忠行长上任不久就接到当地领导的电话：“你毕竟处在地方，所以应多从地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当记者就此走访当地政府部门时，遭到了拒绝。
粮食管理部门、农发行及基层粮食企业负责人都认为，“人世”后，粮食主产区有两种倾向值得重视。一是目前粮食职工工资长期拖欠，普遍对企业经营、管理不满，粮食职工突破忍耐力的“临界点”后，就有拒绝收粮的可能。二粮食入库后由于顺价销售难度大，粮食企业成了专职“看堆员”，粮库承受了巨大仓储压力，国家也将承担更大损失。这样，不仅地方政府处境尴尬，在“三角关系”中就没了受益者。
（记者 赵宝锟 高增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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