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叛逃”，海峡两岸中华情

    1925年的冬天，对庄希泉来说，显得特别寒冷。自被台湾殖民当局羁押以来，他终日与铁窗为伍，苦等自由的那一天。对平常人来说，6个月在一生中也许并不算长，但对一个只争朝夕的革命者而言，这6个月不仅耽搁了奋斗的事业，而且直接关系着人格、国格。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抗争移到狱中。

    冬去春来，1926年4月，殖民当局宣布：庄希泉“刑满”出狱。

    花儿开了，树儿绿了，天气暖和了，阳光也明媚起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春天！在台北前后坐了9个来月牢狱的庄希泉，重获自由后，像出笼的鸟儿，欢快地欣赏着周围的一切。但他知道，这是在台湾，这是在被日本窃据的土地上，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大好河山，可都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一想到这些，庄希泉又哪里能真正快乐起来？何况殖民当局还派人专门盯梢，规定他三年内只准在台湾和日本范围活动，而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庄希泉不得不暂时在台湾住下，但他无时不在挂念祖国家乡，怀念着海峡那头的妻儿。

    狱中难友蒋渭水常相看望，介绍他认识林献堂、连横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台湾友人，并邀请他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

    大名鼎鼎的台湾文化协会，是蒋渭水和台湾另一位民众运动领导人林献堂等联合发起成立的，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开设大小书店及读报所，陈列各地包括祖国出版的报纸杂志，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讲习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它以各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庄希泉了解到，日本自1895年占据台湾伊始，强行实施一系列措施，软硬兼施，引诱拉拢，以“同化”台湾民众为目的。普通台湾人怎样看待“同化”问题，他们到底被“同化”得怎样了？带着这个疑问，庄希泉曾关切地问起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们。

    台湾文化协会总理林献堂的秘书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台湾人系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民族，且有辉煌的文化。台湾总督府妄想使我们汉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这恰如水与油，绝对不可能。”

    庄希泉又问：“你们怎样对待总督府的压迫？”

    一位负责联络会议的会员答：“压迫愈强，我们的抵抗愈烈，惟有达成最后目的而已。”

    “你们的最后目的是什么？”

    “复归中国。”

    通过多次与台湾民众接触，庄希泉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台湾虽然被日本殖民统治了31年，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仍然徜徉在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大海中，真正如日本殖民当局所愿、被“同化”的台湾人，并不多见。日本人蔑称中国为“支那”，但许多台湾人却总称“祖国”或“我们的祖国”。

    蒋渭水告诉庄希泉：“我台胞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所以辛亥革命勃发，我台胞便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又有人要去北京行刺……”

    由辛亥革命谈起，蒋渭水满怀崇敬之情地谈起了孙中山。他告诉庄希泉，1913年孙中山来台湾，他极想前往拜谒，因日警戒备森严而无法成行，他只好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孙中山不仅回了信，还赠送给他一枚民国开国纪念章，他视为珍宝收藏。

    蒋渭水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是无以言表的。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5000多台人冒雨在台北文化协会举行追悼大会。二周年时，台湾各界再次隆重举会，蒋渭水激情澎湃地说：“孙先生临终时，犹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渭水身体力行地接纳孙中山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了他不改的志向。他先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总联盟等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反对殖民统治，以其卓越影响，而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台湾民主运动之父”。

    时光像流水一样不着痕迹地逝去，庄希泉对海峡西岸的思念愈发强烈。得想法回到大陆去，与妻子和同志们一同并肩为理想奋斗！他的想法得到蒋渭水及台湾文化协会一帮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周密商量，一个逃离台湾殖民当局监视、返回大陆的金蝉脱壳计划形成了。

    听罢庄希泉前往日本的申请，总督府官员显然感到突兀，问：“你为何想去日本？”

    庄希泉答：“你们老说大和文化比中华文化优秀，日本教育比中国教育发达，我想实地考察考察，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服膺大和文化。”

    他答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总督府一时找不到破绽，何况他们为了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一直不忘拉拢腐蚀，时不时组织台湾人士到东京观光旅游。总督府经一番计议，批准了庄希泉的申请，并派专人一路监督。

    1926年初夏，庄希泉离开台湾，乘船前往日本。在和蒋渭水等友人相拥握别时，他以孙中山的遗言相砥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到日本后，庄希泉不动声色地参观了一些地方，随后以经商的名义在日本活动，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

    在日期间，庄希泉结交了一些侨胞。侨领周召南听说庄希泉的爱国壮举后，内心十分推崇，曾接纳他在日本神户山道十九番家中避难，生活上多有帮助。周父周起博也钦佩庄希泉，专门设宴款待，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华侨作陪，庄希泉也借机向众人宣传政治主张。庄希泉不忘周家雪中送炭之恩，新中国成立后，还与周家多有联系。

    日子不急不慢地走着。这年冬，庄希泉又从日本回到台湾，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翌年仲春，表面上对大和文化心悦诚服的庄希泉，向日本总督府提出，要赴日本处理生意上的事。获得批准后，他在两位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

    一天下午，当老态龙钟的太古轮船喘着粗气，缓缓驰进上海港加煤时，看着似曾相识的景物，庄希泉的心狂跳不已，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轮船徐徐靠岸，庄希泉以上厕所为名，客气地请两位同船监视的日本人帮助照看行李什物。骗过这两位愚蠢的看守后，庄希泉快速冲下甲板，只身跳船上岸，潜入市区。待两位监视者情知不妙，下船追截时，庄希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庄希泉的“叛逃”，让日本当局恼怒万分，日本当局马上向上海有关方面交涉，要求缉拿庄希泉归案。但要在偌大的上海寻人，无异是大海捞针，何况庄希泉早年在上海打磨了多年，情况极为熟悉，哪里会让日本人发现？

    当然，出于慎重，庄希泉没有立即赶回设在上海的“庄春成商号”，而是暂住南洋归侨王雨亭（同盟会员）家。

    两天后，上海《新闻报》上引人注目刊登了一则署名庄海涵的启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籍民”。报纸声明栏之下，还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这个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在干部登记表的“曾用名”一栏，他总要填上“庄一中”。

    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办理中国国籍以及登报声明这一行动，既抗议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法行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同时也暗示，只有一个中国，决不承认将台湾划为他国。这枚1.3厘米见方的珍贵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向后人诉说着一个中国人顽强与列强斗争的故事，也成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从厦门到台湾，从台湾到日本，从日本到上海，庄希泉以他表里如一的言行，走着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庄希泉矢志不渝、心向中华的见证，也彰显出闽台志士为祖国独立自由殚精竭虑的精神。它永远激励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追随效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教育事业，影响遍及桂柳昆渝的闽台同乡，经王雨亭和曾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陈碧笙向吴石推荐，庄希泉以闽台协会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座谈会。

    新中国成立后，正在新加坡的庄希泉被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侨日报》把庄希泉作为“新闻人物”介绍，并配发近照，其中提到：“五卅事件发生后，在厦参加反日工作，抵制日货，致被日本诱捕至台湾监禁九个月。……在太平洋战争中，香港沦陷即逃至桂林，与台湾革命同志等组织闽台协会，协助政府准备收复台湾工作。”

    1956年，新加坡首次组织工商经济代表团访华，成员中有庄希泉的堂弟庄惠泉。经庄希泉介绍，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位在新马地区和英国殖民当局颇有影响的华侨人物。周恩来在会见时说：新中国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有不足，我们是一家人，欢迎庄惠泉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提出批评。我们政府就是需要群众的监督嘛。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庄惠泉表示：海外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希望有个伟大的祖国和繁荣的家乡，我们华侨有责任来尽一份力量，共同建设祖国和家乡。

    周恩来知道庄惠泉曾是亲国民党的，却毫无芥蒂地说：我给你一把钥匙，随时欢迎你回国。也希望你经常到台湾跑跑，和台湾方面随时沟通，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努力。

    这次大陆行，对庄惠泉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观念大有转变。回新加坡后，他专门写了篇大陆印象记，如实向海外介绍自己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客观地评价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此以前，新加坡（还未独立）对红色大陆的宣传大多是扭曲的，在新加坡素有“庄大炮”之称的庄惠泉的这篇文章，对新马社会的震动不言而喻，台湾媒体还转发了这篇文章。庄惠泉本人也还真的前往台湾，想着做沟通工作。只是台湾当局对他的言行甚为恼火，庄惠泉一下码头就被台湾当局找碴子抓去关押。后经新加坡当局交涉，才得释放。

    “文革”期间，庄希泉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免遭大的冲击。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外调，即其他单位为了检查某人的历史向庄希泉来人来函求证或征求意见。外调数量繁多，其时庄希泉已是八旬高龄，很多东西难以记起来，手又不利索，故而很是困难。但他仍然不敢马虎，实事求是地完成了数以百计人员的外调任务。

    在调查中，有人为了达到打击、陷害别人的肮脏目的，有意要庄希泉做伪证，有的造反派还多次要他揭发诬蔑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庄希泉对此断然拒绝，体现了一个“大写的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秉性。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庄希泉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命运、其他同志的处境。他顶逆流而上，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祸国殃民和迫害归侨、侨眷的行径。他敢于主持正义，为许多华侨及其子女作证，使他们在“文革”中免遭迫害。

    拨乱反正后，许多台胞和老华侨的子女纷纷说：“如果当初没有庄伯伯作证，我们的命在‘文革’中就被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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