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起于公众，却缘何又争议于公众？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社会公众在公共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实现平等对话性，即社会公众要通过自由表达、交换意见最终实现对某一问题的深刻质疑并达成某种共识。

    香港已经回归１０年，使得内地对香港的了解逐渐增多，但内地的普通大众对香港的认知仍然不够透彻，信息获取源也多数来自政界、演艺界和商界等媒体曝光度相对较高的群体，因此“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乃至“十大”之外的名人也多集中在这些群体之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认为：“时代不一样了，不能拿从前的观念要求现代人，不能简单地评价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单凭一次评选是不足以判断时代价值取向的，但多少可以对其有所反映。这个评选同去年‘章子怡顶１００个孔子’的说法类似，可能现代人对孔子和历史并不十分熟悉，但是对章子怡就相对熟悉得多，因而会把她和她的群体当作时代的代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所谓“上层建筑”，通常指以国民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因而，在近年来诸多类似刘德华夺魁香港名人、姚明当选全国劳模等事件无疑不代表了一种具有争议性质的文化现象，而其深层根源便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的侧面写照。

    长春税务学院信息经济学院教师秦喜亮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在近些年以每年约８％的速度增长，但不可忽视其仍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的转型势必影响在其作用下的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发展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影响了国民文化价值观，因而转型期的经济会不断地使公众接受新文化价值观、否定旧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自我更新。”

    他指出，就“印象之十大香港名人”而言，结果和投票公众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息息相关的，毕竟公众的文化衡量标准和经济发展程度是同向且同比增长的。所以，刘德华、姚明等人在当选为名人、劳模以及《蜗牛》《现象七十二变》入选学校教材时，这些人或作品已不单纯是娱乐、体育界的人物，更是在公众价值体系下衍生出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