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曾言：“南美亚马孙河附近的一只蝴蝶偶尔煽动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几周后引起北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这是后来被广泛用于哲学界的“蝴蝶效应”。那么，一张“感谢卡”又能否引发“道德蝴蝶效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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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感谢卡”之后诞生了“赞美卡”，还有许多长春市市民自发组织“赞美行动”发出了数千张“赞美卡”，但这些举动却引来了旁观者的众说纷纭，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买账。

    长春某外企白领赵光明认为：“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应该赞美吗？用‘感谢卡’就能教育人吗？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座属于公德，是市民理所当然的素质，这不是美德，不需要去赞美。如果要用赞美来唤醒基本的公德，无疑从反面印证了我们现实生存环境中的道德缺陷。”

    公交车司机秦楚对此深有体会：“平常在汽车上不让座的现象多了去了，除了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之外，乘客上车投假币、残币，在车上随处吐痰，乱扔瓜子皮等不文明现象更是家常便饭。这些事儿可不是一张‘感谢卡’‘赞美卡’就能解决的。”

    “感谢卡”对国人公民道德素质的拷问

    “感谢卡”是虽然发给少数人的，但却因多数人的行为而产生。小小的卡片对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更是一种折射：有些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随意穿行，人行道、过街天桥彷佛成了摆设；地铁设有出站口和入站口，但总有人逆行；在公共场合，虽有“肃静”的提示，但有些人却旁若无人地大声打着电话；面对“随地吐痰罚款”的警示，很多人依然我行我素……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无疑在拷问国人的道德素质－－我们离文明社会还差多远？

    尽管“感谢卡”产生于长春，但从全国范围来讲，类似的通过感谢、赞美甚至物质奖励等方式来激发公民道德素质的事情并不少见。海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詹长智认为：“在目前国人还没有广泛养成一种良好的公德行为习惯的情况下，一张‘感谢卡’也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方式。但大家应该意识到，这种行为毕竟不是主流，依靠它来解决整体的道德素质未免有些杯水车薪。”

    北京有关部门不久前做出决定，从今年２月起，北京市将每月的１１日定为“自觉排队日” 詹长智强调；“一个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是并行的，社会经济由低到高的过程就是公民道德素质提高的过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民道德素质与文明社会有差距是必然的。”

    今年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委员提出：“公民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道德实践，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也在于实践。讲道德应从小事做起，破陋习要从自我改起。提高公民的道德自律能力要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从具体事情和行为抓起，小到公共汽车上为需要的人让座，大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提高和完善的过程。”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漆思认为，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将着眼点放在知识性和机能性方面，对与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投入的力度显然不够。另外，目前我国在公民道德意识方面还欠缺长效的约束、保障制度，这也是造成公民欠缺公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公民道德素质的落脚点是教育和制度，它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感谢卡’的出现只是对它的暂时提醒。我相信随着教育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公民的道德素质也会不断提高，‘感谢卡’届时就会因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自然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