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影创作的态势和我们的焦灼
——长影集团副总经理韩志君在电影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简略地汇报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长影目前的创作态势，二是我们的焦灼与忧虑，三是我的一点建议。

　　一、长影目前的创作态势

　　这几年，我们长影正处于从老的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转型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很多，尤其是拍摄资金严重不足。但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政策扶持下，在广电总局的指导下，我们把“思想深刻、视角独特、人物鲜活、关东风格”和“小成本、精制作”确定为制片方针，共生产故事影片31部，译制片40部，电视剧719集，此外还有科教片28部。这些作品，先后有八部十七次获国家级奖励。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故事影片4部，只待“非典”疫情一过，马上又将有三个摄制组投入拍摄。应当说，长影的艺术家们，在粮草短缺、弹药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顽强坚守了阵地，保住了长影的品牌。这是一场极其悲壮的战斗!尽管我们长影的艺术创作生产力由于受制于资金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但创作的总体态势是好的，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二、我们的焦灼与忧虑

　　虽然我们在电影创作中控制了生产数量，走的也是“小成本”的路子，但目前我们在电影生产方面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仍然是投入大于产出。只是因为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募集了部分拍片资金，并采取以电视剧和“多种经营”来补养电影的办法，才基本上没有造成企业的亏损。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电影的创作与生产这一块，尚无法真正成为企业的经济增长点。这种情形的出现，我认为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人民群众已经走进了文化娱乐更为广阔的空间，电影已既不再是他们唯一的，也不再是他们主要的娱乐项目。二是电影频道的开播，在为我们的民族电影开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窗口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广大观众欣赏电影的方式。这个频道的出现，使我们亦喜亦忧。喜的是，我们的民族电影终于可以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走进千家万户了；忧的是，它同时又意味着“家庭电影院”在千百万个家庭中形成了，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不花分文就欣赏到国内外的各种优秀影片了。再加上盗版VCD、 DVD等等的夹击，就使我们的“影院电影”在事实上遭受了重创。如果说，电影频道的设立，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欣赏电影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则很担心，这一次“非典”疫情的肆虐，会不会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我们的“影院电影”受到进一步的冷落，遭受进一步的重创!这是我们所深深焦灼和忧虑的。
　　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说，主要还是我们的国产影片，尚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电影既然作为商品，它就应当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的二重属性。而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一种商品不具有使用价值，它就不可能很好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目前，我们的电影，还不是很好看，对市场对观众尚缺少足够的感召力和征服力，也就是说“使用价值”还比较低，这就必然使它们在市场上在价值的实现上出现障碍。因此，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产电影更具有“使用价值”，更为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从而以电影院为中心形成强磁场，让广大的观众心甘情愿地走出家门并且掏自己的腰包买票看电影?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又由于在电影审查方面我们过去和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有一些非商业的因素， 因此我们的民族电影完全实现商品化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还要继续经历分娩的阵痛。电影是商品，但又是特殊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目前我们还处于分娩阵痛之中的时候，还希望政府多给我们民族电影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与扶持。

　　三、一点建议

　　我从改进和加强我们的文艺工作与电影工作这样一个愿望出发，提一点理论方面的建议。在电影界，也包括整个文艺界，我们不仅把“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个口号喊了多年，而且愈喊愈响。但是，作为一面旗帜和一种创作主张，却对它缺少明晰的理论诠释，以至于有相当多的创作者、相当多的电影制作单位，都对这个口号存在着某种误解，似乎我们的作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旋律的，一部分是多样化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比较强的，“多样化”则是娱乐性比较强的；“主旋律”是拿奖的，“多样化”则是赚钱的；主旋律是大力倡导的，多样化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等等。有很多制片单位，也包括我们长影，都曾明确提出过要“两手抓”：一手抓要脸的，一手抓来钱的。这样，就使“突出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形成了二元对立，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这样一种理论误区，也在创作实践中产生了后果：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假、大、空”，离实际很远，离生活很远，离群众也很远，不是“三个贴近”，而且三个脱离， 甚至是枯燥的说教，成为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的那种“时代精神单纯的号筒”；而我们又有一些作品，则在“多样化”的掩护下表现出马克思所尖锐批评过的那种“糟糕的个性化”倾向，如某些极端个人化、边缘化的作品等等。这些“糟糕的个性化”的作品，基本上也是胡编滥造出来的，它们与那些“假、大、空’’的所谓“主旋律”作品一样，也离实际很远，离生活很远，离群众很远，是另一种形式的三个脱离。我认为，“突出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关系，也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关系， 而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突出这个主旋律，是我们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共性。但这种共性，又必须通过千姿百态的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又为广大老百姓所喜欢的那些具体作品去实现。辩证法认为，没有不通过个性表现的共性，因此，所谓“主旋律作品” 不应当成为独立的艺术存在； 同样，辩证法也认为，没有不表现共性的个性， 因此“多样化”也并非就是“非主旋律”。我们多种多样的作品，在“突出主旋律”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在怎样“突出主旋律”和用什么样的形式、以什么样的艺术个性去多样化地“突出主旋律”则是不同的。遥想当年，在我们建国十周年行将到来之际，周恩来总理找到电影界，要求出一部献礼影片。当时，长影的艺术家们拍出了著名的《五朵金花》。这是一部非常优美的观赏性很强的献礼影片，与我们现在某些号称“献礼片”的作品，是大相径庭的，但有谁能说《五朵金花》就不是“主旋律”而是“非主旋律”呢?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要努力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觉得，“突出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以个性表现共性”并且“完美的融合”的关系。
　　目前，电影市场上有一种很奇特的景观：越是冠之以“主旋律作品”的影片，越是门可罗雀。南郭先生蹩脚的笛声，不知吹跑了多少热情的观众，使那些炉火纯青的乐手们亦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害。这种信任危机的出现，与某些所谓“主旋律作品”缺少艺术个性而味同嚼腊实在不无关系。我们中国的广大观众是有着很独特的美学传统和欣赏习惯的非常“桀骜不
驯”的一群。如果我们所创作的作品慢待了他们，他们也就会毫不客气地慢待我们。
　　他们当然不会像评论家那样把自己对作品的批评形诸于文字，但他们的招法虽特别简单却又极其厉害：我不看!只要他们不看，你作品的认识价值再高，教育意义再大，时代精神再强，也会倾刻间变成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我们忽视了影片的可观赏性和娱乐性，忽视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那实际上也就是忽视了它的“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价值”是很难在市场上得以实现的。抽象的“花”不存在，唯有玫瑰、雪莲、芙蓉、月季、紫罗兰、康乃馨等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各种具体的花才存在。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有没有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民族电影真正的百花齐放，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去征服市场、征服观众呢?
　　这是我在电影创作生产第一线上的直观感受和思索，权作引玉之砖，很希望听到有识者的灼见。
　　注：①②马克思、恩格斯语，见《致斐．拉萨尔的信》

长影艺术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