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译制片之父袁乃晨和长影译制片

　　　　　　　　　　　　　　王霆钧

　　1948年，由长春迁到黑龙江北部边陲小城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战争的废墟上艰苦创业。
　　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继舒群之后出任第二任厂长，他的夫人陈波儿担任厂党总支书记。这时的东影已建厂三年，改建重建的任务已经已经初见规模，袁牧之不失时机的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这一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创作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造就了一些艺术家。袁乃晨一个人就独占四个第一：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个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
　　七月的一天，袁牧之找到袁乃晨说，现在电影院里放的都是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明白。我们要给他配上音做成翻译片，这个任务还交给你干！袁乃晨说行我干。袁乃晨原是八路军120师的一位话剧演员，是演员也是战士，组织上让他干，他就干，至于怎么干那是他的事。他到了哈尔滨找到位于南岗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了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西装革履的总经理大约四十多岁小分头擦倍亮，打量着身着旧军装、光着脚穿双布鞋的青年人，有些不大相信这么一个土包子能够做苏联的翻版片。可是不由他不相信。他问你们能翻译得了吗？袁乃晨肯定的回答：能！聂斯库伯说，你们做了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满意，我们就把华语片的翻版片全都交给你们；如果我们不满意，我们就交给印度或者香港做了。
　　袁乃晨赶紧说：我们能翻译得了。他生怕有一点犹豫，人家没信心了。能为了慎重，聂斯库伯要求签一个合同，袁乃晨答应了。
　　袁乃晨回到东影在哈尔滨的招待所，趴在桌子上草拟了一个合同稿。然后急忙赶回兴山，向袁厂长做了汇报。
　　袁牧之看了合同说行，就按这个干吧，又说我们和苏联签合同，他代表苏联，你代表中国，双方是平等的，你要和他平起平坐。袁乃晨心里有底了，带上合同返回哈尔滨，才想忘了把合同打印出来，拿一个草稿怎么给人家看？他找了几家誊写社都关门，一问才知道是星期天放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开着门的，人家正在打扫卫生，袁乃晨就求他们帮帮忙，打出二份，拿着带有墨香的合同找到聂斯库伯。再见到他的时候，袁乃晨一扫初见时的拘谨。
　　翻译马良福金翻给聂斯库伯后，总经理很高兴决定立即签字。在小会议室里，摆上了茶点，苏方有翻译、女秘书、总经理三人；中方只有袁乃晨一个。人虽少了一点，可他却十分自信，和聂斯库伯代表双方签了字。
　　过了一个月，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素材到了，袁牧之让孟广钧翻译剧本，孟广钧看了本子说，第一次做翻版片还是请一个名家翻译吧。于是就找到徐立群。一个月后翻译本交上来，孟广钧说好是好，都是文学语言，没法配音。又请示厂长由孟广钧重新翻译。这个时候的袁导演已经了一部短电影片的演员，也编导了一部科教片，知道了什么是镜头，什么是远景近景特写。可是怎么做翻译片还心里没底，只能摸索着干。袁导演领了一块秒表拿着，到放映室里看索材片，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断，记下时间长短，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觉得还不行，又找来孟广钧，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袁乃晨手里掐着表，说开始，他说汉语台词，孟广钧说俄文台词，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完台词。练了几遍行了。可是袁乃晨觉得对词是对上了，可是又有点像背书。演员在演戏时应该带有感情，说话的速度和音调就有所不同。由于两国语言不同，同是一句台词也会在音阶和词汇上有些差异。 袁乃晨就让孟广东钧适当的调整台词，找那些最能表现演员情绪的词。比如马特洛索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是上过战场的，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配起来一试，果然效果很好，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
　　至此，袁乃晨对完成翻版片有些底了。下一步是找演员。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的剧团，只有五、六个人，声音又不合适。刚好军大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回到自己队伍中来》，也是一个短故事片。他就找到他们听声音，仍不合他的意。没有表现出俄罗斯男人的浑厚有力和女人的清脆甜美。他问还有别的人没有？团长说，还有的不是演员了。袁乃晨说听听看看，只要声音好管他是干什么的呢。就让他们来试声音。袁乃晨在其中发现了张玉昆和吴静。前者是放映员，后者是服装员。二位都没上过台，一听说演电影就有些紧张，说也不会演戏呀。袁导安慰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们。选定了两个主演，次要演员就好办了。在摄制组外出摄外景时，袁导也跟去了，利用他选定的演员不拍戏的时候教他们练台词。他一句一句的教，让演员对着他的脸练习，好比他就是画面一样。这时已经到了1949年春天，长春已经解放，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原址。生活安定下来了，条件也相对好了一些。袁导组织翻版组开始为影片配音。录音师是来自延安电影团的张家克，找来伪满映的遗留人员高岛小二郎帮助。可是按录音的要求，话筒不能近于一尺半。所以声音的高低强弱就难以控制。袁导说不行，录音必须符合艺术的要求。声音小了，麦克就应该近一些；声音高了，麦克就应该远一些。因为是导演的要求，录音也只好听他的。为了让演员有一个连贯的情绪，他按照影片给演员重新排一遍戏。就这样，袁导录完了台词比较多的一场戏。袁导还是心里没底。他把录完的这一大段拿到电影院去放映，在没人的时候，听听是
什么效果；在坐满观众的时候又是什么效果，那时他就坐在观众中间，当这一段放完，他问能不能听清楚。观众说清楚了，就算录完了，倘若说不清楚，他就回去重录。
　　这就是翻译片《普通一兵》。影片全部完成，在厂里的小礼堂放一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影片放完之后，掌声大作。袁导松了一口气。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看苏联人怎么看。当天下午，袁导演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在莫斯科电影院的二楼小放映厅放给聂斯库伯看。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结束，灯光复明，总经理紧紧的拉着袁导的手说：哈拉少！哈拉少！翻译告诉他说：你翻译得很好，他祝贺你翻译成功。按照合同上的规定，以后苏联的全部翻版片都交给你们中国制作了！
　　这时袁乃晨才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一部翻译片的成功，鼓舞了导演也让东影看到了一个新片种的发展前景。厂里决定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版片组，有孟广钧、凌元、黎东群。
　　以此为基础四处招兵买马。他们先后在北京、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招了张玉昆、白景晟、彭勃、车轩、肖南、陈汝斌、吴静、李景超、向隽殊等70多人。加上新调来的翻译胡伯胤、尹广文等，这个翻译片组就很有规模了，一年可以上30--40部戏。当时一些颇有名气的译制片，差不多都是长影翻译的，如：《列宁在十月》、《复活》、《静静的顿河》、《流浪者》、《忠诚》等等。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袁导又办了两个班，一个是语音班，训练普通话，矫正他们的地方话；办了一个俄文班，提高他们的俄文水平，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请他们当中的业务骨干做教员。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电影事业刚刚起步，故事片产量低，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南方基本上还是英美影片占领市场，随着东影的翻译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和增加，南方的影院也开始上映东影的翻译片。一时间，译制片独领风骚，1949年，上海陈叙一带人到东影观摩，随后成立了上海电影译制片机构。一次，译制厂在北京举办和观众见面活动，当这些幕后演员走上台，观众凭他们的声音就可以听出他们是哪部影片中的哪个角色。观众为他们献上最热烈的掌声。鉴于东影翻译片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向翻译片发来嘉奖信。这个时期的著名配音演员还有孙敖、李真等人。
　　从1948年至今，由袁乃晨建立的长影译制片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翻版片组到译制片有限责任公司，半个世纪来共译制了前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埃及、
日本、南斯拉夫、印度、意大利、英国、墨西哥、蒙古、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联邦德国、希腊、阿联、玻利维亚、缅甸、挪威、美国、尼伯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摩洛哥、瑞典、巴西、土耳其、韩国、俄罗斯等近四十个国家的电影七百多部，许多在观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舞台生涯》、如《罗马假日》、《永恒的爱情》、〈浪花之恋〉、《两个人的车站》、《魔窟寻谍》、《月夜》、《人证》、《战地浪漫曲》、《寅次郎的故事》48部等；除电影之外还为许多外国电视剧配音，如《无名英雄》、《卞卡》等。这个时期的著名配音演员有刘柏弘、徐丹、金毅、刘雪婷、陆建艺、胡连华、刘大航、王瑞、孙佳禾等人。许多影片获得国家级奖励，向隽殊在1981年因为“多年来对译制片的贡献及其出色的配音艺术”而被首届金鸡奖授予特别奖。
　　长影的译制片也为厂里锻炼和培养了导演，有些著名导演就是从译制片开始起步的，如拍过《自有后来人》、《创业》、《十六号病房》等片的于彦夫、拍过《吉鸿昌》、《大地之子》等影片的齐兴家等。
　　1952年，袁乃晨调到中家电影局艺术处，主管全国的译制片的生产。工作几年之后，他又要求回厂专门做故事导演。以后袁导拍了《两家人》、《昆仑铁骑》、《战洪图》、《向阳院的故事》、舞剧〈蝶恋花〉等等十余部影片，不再做翻译片的工作。但他为中国电影翻译片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彪炳电影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