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影和共和国同步前进
王霆钧
1949年10月1日，那是一个区别光明和黑暗，进步与倒退的划时代的日子。
从那一天起到今年的国庆，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整整经过了五十年的辉煌历程。
做为新中国电影长子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从蹒跚学步到阔步前进，在母亲的教导下，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漫长路。共和国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能够在长影找到印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影的历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成长史。
建国伊始，长影的第一批影片就是新中国的奠基礼
长影的乳名叫东影。
东影是在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响起的时候，伴随着东方的第一缕晨曦诞生的，她的襁褓就是战争的废墟。尽管她当时以天做被，以地为床，但是她却得到母亲精心的呵护和关照。党把大批有经验有成就的艺术家派遣到这里，使这儿很快就发展成电影事业的摇篮。那时，对于东影大多数艺术家来说，拍电影还是一件即新鲜又陌生的事儿，然而他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拍出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美术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翻译片和第一部故事片......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完整的看到这些影片了。对于许多看过那些影片的人，当时的印象都成了美好的回忆；而对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呢，只能从电视机偶尔播放的几个镜头中去欣赏那些影片的片鳞只爪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影片未免有些粗糙，粗糙得类似孩子的画儿。然而就是这些影片，在美国片一统天下的当年引起多么大的轰动呀！据资料介绍，仅仅十分钟的动画片《瓮中捉鳖》在沈阳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时候，“三层楼很快就宣告满座，影院里频频飘荡着期待早些开演的鼓掌声”，“当我厂厂标出现在银幕上时，激烈的掌声震没了片中的音乐声”，看到解放军把蒋匪赶出去，蒋介石被解放军活捉的情节，“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鼓掌不息。”
须知，在东影成立时，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刚刚由隐蔽转向公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撕下伪善的面具，在美国的支持下，大举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一场光明和黑暗的较量正拉开帷幕，可我党的力量依然处于弱势。在那样一个情况下，东影能够拍出立场鲜明的预见国民党反动派灭亡的影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对革命的赤诚，对光明的向往，对前途坚如磐石的信念。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他们用摄影机为武器，组成许多摄制组分赴各个战场，沐风栉雨，爬冰卧雪，不怕危险，不怕艰苦，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记录在胶片上，为此有三位摄影师血洒疆场。他们把大量的素材剪辑成17集的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在全国各地放映，引起巨大的轰动，为配合解放战争进展，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重大的作用。这些影片莫说当时，就是在全国解放50年后的今天看，你也不能不为其中的一些镜头而感动，一洒激动之泪。
这里我不能不提一部东影的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这部短片是根据晋察冀边区的一出话剧改编而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刚入伍的小战士在行军休息时不慎枪走火，打死了一个老农民的小儿子。部队为了严肃军纪，决定让这个小战士为其偿命。当营长宣布这一决定时，那个老农民爬上台来，要求部队“不要处死小鬼，留下他打老蒋吧！”在场群众也都深受感动，纷纷要求“留下他打老蒋”，经过重新研究部队答应了群众的要求，留下他去打老蒋了。后来这个小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立功。
影片像片名一样朴素而直白，但在朴素和直白当中却有憾动人心的力量。这部在四七年冬筹备，于次年完成，有六本，放映一个小时的影片，是东影的第一部故事片，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成为东影几个“第一部”中的一个。是第一也好，不是第一也罢，此片为东影的故事片生产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久就有了《桥》等影片。
《桥》是反映后方工人抓紧生产努力支援前线的故事。影片于四九年初拍摄完毕，同年五一上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据资料介绍，此片在上海大光明戏院放映时，“热烈的掌声始终不停，大家热爱这部影片”；影片在南京举行隆重的首映式，会前有23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两千多人举行盛大的游行；还有37个工会向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献旗。周恩来同志在看过影片之后，和导演、主要演员一一握手，兴奋的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此片做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当之无愧。
这两部影片，前者是表现前线军民同仇敌忾，后者则是写后方工人支前抗敌，都是东影人心血的结晶，表现了他们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必胜的信念。就在东影人的这些影片完成之后的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东影的这一批影片就成为献给新中国的厚礼，也以新中国的“第一部”的名义，记载在共和国的电影史上。
建国十周年，长影献出了《五朵金花》
1955年２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名改了，但他们的革命激情没变，创作热情没变，他们依然象老东影那样一如即往的为人民贡献着精神食粮。这个时期他们拍摄了《董存瑞》、《平原游击队》、《上甘岭》等一批优秀影片，除革命战争题材之外，他们还在农村、儿童和少数民族、体育等题材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在惊险、讽刺、戏曲片等风格样式上，做了若干大胆的尝试并且出现了许多烩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长影人在五九年初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之中。但这时的长影已非当初可比。经过五七年的反右和五八年的大跃进，长影的创作队伍和创作思想都程度不同的受了硬伤，一批成绩斐然的艺术家如沙蒙、郭维、吕班等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侥幸没有打成右派的人也心有余悸，失去了创作自由。于是在五八年就出现一批宣传大跃进、图解生活的粗劣之作，这些和今天的泡沫文化相仿佛的作品，不仅侵蚀了观众也了侵蚀创作者自己，同样妨碍着献礼片的创作。
长影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进行的。好在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五九年年初就开始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反右斗争所造成的灾难，那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能够认识到五八年电影创作上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的错误已属难能可贵了。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是个什么样子真的就很难说。而长影的创作人员在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影片创作实践中所形成的风格、创作理念、艺术修养以及联系群众深入生活的光荣传统，都对他们纠正方方面面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毕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亲自聆听过毛主席《讲话》的；是各个解放区或者其它艺术团体的文艺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骨干分子。就象久旱土地上的秧苗一遇到及时雨就会疯长一样，他们的创作潜能很快就崩发出来。
勿庸置疑，上级领导抓得紧抓得细也是长影拍出好作品的重要原因。这一年的三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同志，亲自到长影检查献礼片的创作。他说：“1959年影片生产任务可以减少，而要保证质量。要改进领导方法，尊重导演的创作，不能再用突击硬拼的办法完成任务，而要劳逸结合。要提倡影片题材的多样化，要大谈特谈艺术技巧。”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关心电影创作。他听说长影要创作反映大理白族人民生活的影片，就做了许多指示。夏衍根据这些指示总结提出了“四要一不要”的具体要求。四要是：“要喜剧，要有大理山水，要载歌载舞，要轻松愉快”；一不要是：“不要政治口号”。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朵金花》。
在这一年9月25日开始的建国十周年新片展览月上，共有新影片17部参展， 长影的就有四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花》和中苏合拍的《风从东方来》，均得到观众和专家的好评。
《五朵金花》于国庆十周年时在全国上映，一上映就受到观众的欢迎。周恩来总理在庆祝献礼片的宴会上，称赞这部影片歌颂了我们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人，歌颂了人和人之间的美好关系。此片在国外上映也效果非凡，有46个国家放映。影片在香港的九龙快乐戏院连续放映２１天，盛况空前；在香港的都城放映１４天观众仍络绎不绝，后又在太平戏院放映３天，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影片在开罗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放映，更是好评如潮。导演王家乙和女演员杨丽坤分别荣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即使是今天我们用审视的目光重看这部影片，你也不能不为影片中的美好的人物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山水所陶醉。
《五朵金花》的成功，为国庆十周年添了彩，也为长影争了光。
建国二十年，长影的艺术家为不能献礼而暗自嗟叹
我们共和国建国第二个十周年国庆到来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四个年头。长影厂区贴满画着红杠杠的大字报，所有艺术家无一例外的被打倒又被踏上一只脚。然后又被戴上大红花一车一车的拉到农村或者山区，去接受贫下中家的再教育。他们当中命运好的可以在当地的演出队中当当指导，命运不济的就只能和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情愿或者不情愿的让双手结满厚实的老茧，再让大自然的风雨去磨砺他们曾经十分良好的艺术感觉。所以当北京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文革领袖们兴致勃勃的检阅文化革命成果时，长影有良心的艺术家们只能为自己不能向国庆献礼而暗自嗟叹。哎，他们每天跟随军宣队工宣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准备着，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身处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殊不料要解放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文化大革命十年，长影有五年的影片生产是空白。那五年，我们共和国的电影创作自然也是空白。
建国三十年，长影艺术家的几部献礼片形成绚丽多彩的礼花
建国三十年时春风初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已逐步展开。长影一大批在文革当中被剥夺创作自由的艺术家又回到他们钟情的摄影机前照明灯下摄影棚里。一些在反右和历次政治斗争中被戴上各种帽子的“老右”、“老反”也已得到平反纠正，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创作队伍中来。可以说，长影为建国三十年献礼的影片创作队伍，比建国十周年时扩大得多了。其中就有在第一个十年以《五朵金花》为国庆献礼而闻名的影坛骁将王家乙，又有刚刚平反回到创作队伍中来的中年导演齐兴家。
况且，文化革命十年有五年没有生产影片，后五年恢复了影片生产，那也不过是拍拍样板戏，炒炒旧饭，把几部被江青看中的影片重新拍摄一遍。许多创作人员的创作激情还被压抑着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就在才能被扼杀，激情遭压抑的岁月里，长影艺术家中不甘沦落的人也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磨励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相信，共和国不能永远革文化的命，人民需要电影。
压抑的时间越是久远，喷发的动力越是强大，喷射的景象就越是壮观。果然，他们还在《四人帮》统治最严酷的时期，就拍出了振聋发聩的《创业》，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热衷的武器，向“四人帮”发出独特的抗争。这部本该大受欢迎的影片却受到“四人帮”本能的抵制。他们封杀影片，而且给定了十条罪状。影片编剧张天民左思右想都想不明白，决定背水一战，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给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并通过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通过独特的渠道，转到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用他做过无数批示的大手，用他龙飞舞的大字，在张天民的信上，做了决定一个编剧一部影片或者说整个电影战线命运的重要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批示一经传达到厂里，《创业》摄制组振奋，长影振奋，整个电影战线都是一片欢腾。不久之后的1976年的10月，党中央宣告“四人帮”垮台。是否可以说，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呢？影片《创业》因为涉及到同四人帮的斗争，关联到党的文艺政策，和四人帮一起被写进党史和共和国的历史中。不过，四人帮是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欢欣鼓舞的长影艺术家们像欢庆翻身解放那样庆祝了一通，然后就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们的创作活力仿佛压抑太久的火山，一经爆发就不可控制，他们接二连三的拍出了一些好片子，如《飞来的仙鹤》、《勿忘我》、《十六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佩剑将军》、《谭嗣同》、《李冰》以及《杜十娘》、《武当》等。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推陈出新，在题材处理上独辟蹊径，他们的功力日臻完善。他们做着多方面的准备，摩拳擦掌，准备着奋力一博，为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9年这一年，长影生产影片14部，其中有《吉鸿昌》（上下集）、《保密局的枪声》、《苦难的心》、《小字辈》和《北斗》（上集）等五部六集影片，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形成一束多姿多彩的礼花绽放在共和国的上空。著名导演王家乙宝刀不老，在《五朵金花》二十年后，推出了反映改革现实生活的《小字辈》；而初次执导的齐兴家，也出手不凡，和身兼摄影、导演二职的李光惠联合导演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吉鸿昌》。其它几部影片也都在风格样式上，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显示了长影雄厚的创作实力。
建国四十年，长影的献礼片是重现开国大典的盛况
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即将进入第四个十年的时候，神州大地天翻地复，万象更新。商品经济像突然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一颗新彗星，即让人兴奋又使人无所适从。尤其是在电影界，由于多媒体的出现，电视机的广泛普及，用境外影视剧制作的劣等录像带和盗版光碟如同大旱之年的蝗虫，铺天盖地。加之歌星、体育明星对文化市场的占领和分割，卡拉ＯＫ歌舞厅如雨后春笋，电影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电影人为和他们竞争，先后拍摄了大量的娱乐片。长影自然不甘落后，一时间，长影大院里刀光剑影，长袍马褂，清军的大辫子流光溢彩。
拿这样的作品向新中国四十周年献礼显然不适合。
长影拿出了《开国大典》。说到这部影片就不能不说此片的伉俪导演李前宽和肖桂云。这位夫妻搭档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曾以《佩剑将军》让影坛刮目相看了。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萌发一个愿望：面对历史，要拍一些有分量又让观众喜欢的影片。为此他们一直寻寻觅觅，只是找不到适合的剧本。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由西安电影厂扶持的剧本《开国大典》转到了长影厂。机遇就这样向李前宽肖桂云招起了手。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顶着诸多压力，组成摄制组，仿佛披挂上阵的大将军义无反顾的上戏了。
请看下列的数字：1988年6月厂里通过剧本，同年11月11日开机； 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138人，调动群众演员15万人次，带工作车21辆，外景地转经14
个省市地区，第二年6月停机，7月31日，电影局审查通过，耗费600万元人民币， 发行拷贝700多个，囊括当年的电影评比大奖10个......
数字虽然枯燥，但是它往往最有说服力。
影片发行至今到底有多少观众，那可就难说了。
这部影片是在建国四十年后，重现建国时的一些盛大场面，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不要说别的，就是天安门广场，经过40年的建设，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如何重现？影片开拍时正是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失去了往日的安静与平和，在导演的统筹安排下，拍摄工作进展顺利，可万没想到影片的通过却遇到了阻力。
在关键时刻是党中央支持了他们。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请几位资深将军一起和导演审查影片。看完样片，江泽民同志先让老将军发表意见。将军们对此片给予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然后江泽民站起来说：“看了这部片子，我联想到现在的年经人。他们喜欢做横的比较，西方如何比我们好呀，还不善于做纵向的比较。不晓得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这部片子可以帮助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来之不易，应该爱护这个国家。这就是这部片子的主题。”
江总书记给此片以高度的评价，影片才能够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影片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海外也受到关注。在香港连续放映四个月，获在香港举办的亚洲十大名片奖；1992年，李前宽应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两岸电影研讨会。台湾金马奖协会主席李行对他说：“没有想到大陆电影这么表现蒋介石；没有想到在这部片子里知道这么多的历史知识；没有想到大陆导演水平这么高，气魄这么大。佩服！佩服！”
大陆拍摄的表现国共两党殊死斗争的影片，不仅获得两岸的认同，还受到两岸的热烈赞扬，实在是难得。
共和国五十华诞，长影的献礼片是.....
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把共和国的５０华诞当做自己最盛大的节日的。
没有哪一个电影人不把这个节日呈上献礼片当做一生最光荣的任务的。
长影人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划这个事情了。而这个时候的长影，省委任命的以赵国光为首的新班子才刚刚到任。他们面临着前几个十年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他们要考虑长影的生存和出路，同时他们也要考虑如何面对新中国的５０大庆。
他们总结了长影在第一个十年的献礼片《五朵金花》的创作经验，决定从小题材小制作入手。以小见大，用露珠反映太阳的光辉。
这个时候，著名笑星赵本山向他们走来，他手里拿着的是《男妇女主任》。
担任文学厂长的剧作家韩志君和任艺术厂长的导演宋江波，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联袂担任起这部影片的策划。应该说这是一个强强的联合。长影厂的两个策划人和赵本山，都是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共同努力搞出一个艺术精品是不奇怪的。
首先，韩志君在剧本上把关。为提高剧本水准，他建议把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青年作家张继请来改了一遍本子。在这个基础上，韩志君亲自操刀，又在电影化上下了一翻功夫。其次，宋江波在拍摄上，在镜头的运用和艺术处理上，予以格外的关注。而此片的导演，是辽宁省著名的青年导演张惠中，他和赵本山长期合作，配合默契。为了稳妥把握，他们又请了艺术顾问，这个顾问就是共和国第三个十年的献礼片《吉鸿昌》的导演之一齐兴家。这又是一个强强联合。
这个剧本和影片的创作，也得到电影局的关注。局领导王庚年看见这个本子立刻给予肯定，指示厂里下功夫搞好争取成为献礼片。
看来，长影厂用这个本子，用这个片子献礼，已成定局。但是能不能成为献礼片，那是不由长影人自己决定的，一要看影片的质量，二要在全国许多的影片中去衡量，去比较，优胜劣汰。
长影人是自信的。
果然，在1999年5．23的颁奖会上，长影的《男妇女主任》连获优秀影片奖，优秀编剧奖，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在一部戏里捧回三个沉甸甸的奖杯，长影人的兴奋无须细说，连赵本山都骑毛驴吃豆包乐颠了馅，说：“以后有钱不买房子不买地还拍电影！”
此片被中宣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确定为献礼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