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唐朝大诗人李白应诏草答蕃书的故事千古流传。但蕃书究竟是何方文字，竟能难住一统天下的大唐帝国？李白又何以通晓异域文字，使蕃邦望而生畏？
　　这一千古之谜近日被吉林省青年学者王松林解开。他认为，所谓“蕃国”即渤海国，而“蕃书”则是用原始森林图画文字写就的。王松林不但破解了“蕃书”之谜，而且还利用自己搜集到的３００多个原始森林图画文字，根据《隋唐演义》中记载的蕃书和李白回信的内容，用这种文字“复原”了这两封“国书”。
　　“李白草答蕃书”一事发生在唐玄宗在位期间（公元７１２至７５６年），据民间传说，当时有一个蕃国突然遣使来到大唐帝国，随行没有携带任何进贡之物，却带来一封国书。国书的文字“非草非隶非篆，迹异形奇体变。便教子云难识，除非仓颉能辨。”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能弄懂这封蕃书的内容，玄宗皇帝龙颜震怒：“堂堂天朝，竟无人识得蕃书一字，岂不被人耻笑！”他下旨：三天内若无人能够辨识蕃书，在朝官员一律罢职。第二天，大臣贺知章向皇帝举荐李白入朝。只见李白手捧蕃书，宣诵如流。玄宗皇帝大喜，进而让李白再用蕃文写一封回书。生性狂放的李白提出“苛刻”条件：让丞相李林甫为其磨墨，太尉高力士为其脱靴。玄宗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李白欣然就坐，手不停挥，顷刻间就用蕃文写就了一封诏书，同时用汉字另抄了一份副本交给皇帝。蕃使大为叹服。从此，李白声名大噪，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他的傲视权贵、才华横溢。
　　今年３７岁的王松林就职于吉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他业余时间致力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并卓有成效。目前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四平师范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１９９８年，王松林在黑龙江省宁安地区抢救收集了满族萨满教面具图谱１３６面，图腾柱２５个，原始森林图画文字３００多个，并进行研究整理，出版了《满族面具新发现》等专著。为了尽早将满族面具艺术再现给世人，他历尽千辛万苦，个人投资数万元，经过三年时间努力，终于将一百多个满族面具图谱一一整理绘制在满族萨满教祭祀所用的“神鼓”上。这些面具被称为北方人类文化的新发现，并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王松林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后认为，“李白草答蕃书”并非传奇逸闻，而是确曾发生的真实史事，在《李翰林别集序》、《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等史料中均记述了这件事。但是对于这封蕃书究竟是哪一个藩属国所上，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吐蕃（即西藏），有人认为是回纥。但王松林认为，吐蕃与内地的交往，早在唐朝以前就十分频繁，熟悉藏文并非难事。而回纥在公元八世纪主要通用突厥文，从出土的回纥碑铭看，多用汉文和突厥文同时书写，其内容记述有请唐朝派人前来协助建祠立碑的盛况，可见突厥文对于唐人来说也不陌生。在考据了多种史料后，他认为，进献这封蕃书的只能是东北地区的渤海国。
　　他的依据之一是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７１３年），唐朝正式承认了渤海国的藩属国地位，后来，一向有反心的安禄山兼押渤海郡，在他的挑唆下，发生“蕃书”事件就很自然了；依据之二是据《渤海国大事记》载，玄宗天宝二年（公元７４３年），渤海使大蕃（武王之子）出使大唐，按惯例出使必朝贡，但此次出使却并没有带任何贡品，这一点与传说相吻合。而天宝二年正是李白在长安之时。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对渤海国的研究可以断言，汉字是渤海国通用的官方文字，但并不是渤海国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人士通用的文字。王松林经过考证认为，当时在渤海国民间广泛使用的是一种原始森林图画文字，即象形符号。据专家考证，原始森林图画文字比纳西族的东巴文还要古老而悠久。由于渤海国地处我国东北地区，境内多原始森林，为了不致在森林中迷失方向，当地居民中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象形符号，最初为刻在树上起指引之用，后来词汇量日益丰富，逐渐发展为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原始图画文字。
　　１９９８年，王松林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所在地）收集到已流传于民间上千年的长篇历史说部《渤海朝唐演义》，更为他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该书第二十六回载：渤海朝唐使臣左平章问李白：“李学士何以精通渤海土文？”李白答道：“吾乃文士，素爱周游，久闻塞外漠北，有山同名（唐朝时称长白山为太白山，李白字太白，故称有山同名），心向往久之，因而多与贵国学士交流，方学得皮毛。”这里所说的“土文”即森林图画文字。另外，在李白的诗集中也有两首诗涉及到了他与渤海国人士的交往，唐天宝元年，李白应诏赴长安，并留在翰林院。他在长安期间以文会友，狂放不羁，多与渤海国使臣和“留学生”交往，深谙渤海风习，熟悉并掌握森林图画文字是合情合理的，况且对于想进出渤海国的人，不掌握森林图画文字就等于没有“指南针”，其危险性是很大的。
　　王松林破解了“李白草答蕃书”之谜，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其论文已在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