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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载一生》:行孝在当下
时间: 2019-01-22 17:00:37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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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载一生》,梁晓声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是古稀之年的梁晓声回忆家人的温情散文集,用朴实的文字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相遇。家载一生,记录的是作者内心深处难忘的最初记忆,也是他心灵最终的归宿。

  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问──“你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许多人,为什么一谈起自己的父母就大为动容呢?为什么对于父母的去世往往那么悲痛欲绝呢?这是否和你们这一代人头脑中的‘孝’字特别有关呢?难道人不应以平常心对待父母的病老天年吗?过分纠缠于‘孝’的情结,是否也意味着与某种封建的伦理纲常撕扯不开呢?难道非要求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背负上‘孝’的沉重,仿佛尽不周全就是一种罪过似的吗?……” 信引起我连日来的思考。

  依我想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也有相应的字。倘若有,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再次才是伦理的现象。最后才被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种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再伟大、再杰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辈子刚强的人,也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人口众多,老年现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伦理的或曰“纲常”的原则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农业大国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现象就普遍,哪怕从农村迁移为城里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农业传统往往保留、延续,所以“孝”与不“孝”,便历来成为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相当主要的民间时事之内容。而文化──无论民间的文化还是文人的文化,便都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这一现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孝”的文化,摈除其糟粕,可折射出一部中国劳苦大众的“父母史”。

  姑且撇开一切产生于民间的关于“孝”的故事不论,举凡从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们悼念和怀想自己父母的诗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观,举不胜举了。

  从一部书中读到老舍先生《我的母亲》,最后一段话,令我泪如泉涌──“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相信季先生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诚。个中况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谁又能深解呢?

  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一九九四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踌躇不前过呢?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萧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

  岂是一个“孝”字所能了结的?!

  老舍先生《我的母亲》一文最后四个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千种的内疚,万般的悲怆。使读了的后人,除默默的愀然,真的“还能再说什么呢”?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萧乾先生“欲说还休”的伤感记忆,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后,也还是有许多儿女们要体验的。

  《生活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女博士悼念父亲的文章,那是经我推荐的。她的父亲病危了而嘱千万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正在千里外的北京准备博士答辩──待她赶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亲的回忆》的最后一段话是“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当然是贫苦的生活)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达此大目标。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是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智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能做的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以后的父母,努力呀!

责任编辑: 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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