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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军旅小说回望

来源: 解放军报  作者: 朱向前  责任编辑: 衣兵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具体都分为哪四个阶段?都有什么样的表现?请关注11月7日出版的《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风雨兼程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军旅小说回望

  ■朱向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潮动;三是新世纪初年军旅小说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更广阔空间的崛起。

  

  新时期伊始,思想解放运动如春风吹拂文化原野,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军旅小说有一点滞后,虽然有徐怀中、邓友梅等发表了《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

  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一南一北”的问世,它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条战线大显身手。

  待到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创作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19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伐,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向现实主义的深部和细处挖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在颂歌与悲剧的讨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卷;三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在叙事结构、语言修辞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变革前行。

  1980年代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独特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面临着“消解”的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取代了“集团冲锋”。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叙事策略。

  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崛起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于成熟丰满,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19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了19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

  作家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日渐成熟,他们送来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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