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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时间: 2017-11-06 10:36:11      来源: 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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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且看张伯驹30岁时所作的一阙《八声甘州》:“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由此,方知当年夕阳公子之本色也。

  有学者提到张伯驹先生:“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是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先生确如上文所说是通方知类和博雅通脱的。我常常在想,是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了先生,还是先生成就了历史文化天空中一片瑰丽的云彩?随着先生身影的渐渐远去,他的轮廓却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时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既能观照历史,更能观照现实。其实,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张伯驹生于1898年,卒于1982年。在先生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岁月,从先生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恢弘与纯美、博大与精深、灿烂与辉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生从容、优雅和猖狂洒脱的名士派头。与其有过深入交往的好友曾说:“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我有字画5000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出身原因,张伯驹自小接触达官显贵,深深厌倦官场的生活,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由于他对世俗生活不甚讲究且意识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便一言不发,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张伯驹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着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为此,张伯驹还有方印刻有“好好先生”,可见先生随意洒脱的性情。据孙曜东回忆,虽然张伯驹拥有偌大的一份家业,但他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正是张伯驹的潇洒风神和对古文化的热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之力,散尽全部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丛碧山房”的匾额,当即买下。先生非常喜欢匾额中“丛碧”二字,从此自命“丛碧”为号,走上了曲折坎坷的古字画收藏之路。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国家所予的20万元奖励,张伯驹却分文未取。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后来,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还说道:“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由此可见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国民党元老张群离开大陆之时,想出高于两倍的价钱购买《游春图》携至台湾,张伯驹都未允之。

  刘海粟评价张伯驹:“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首先应是个优秀的词人,陈毅曾说张伯驹的词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

    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写下了大量的古体诗词,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素月楼联语》等,一生留下20多部诗集。学者姚平认为张伯驹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

    张伯驹64岁时在吉林工作,回京过年,大年三十与萧劳、黄君坦等老词友守岁酬唱时曾写过一首《定风波》的词:“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炉火,夜阑灰尽酒尤温。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依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这是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以后心情的真实写照。先生对右派似乎并无感觉,虽然已是64岁的老人了,却还要像“征人”一样远行千里。过了今宵便是明岁,而“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读罢怎不令人怆然而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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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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