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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河文明的第一缕曙光—长山遗址的历史和考证
时间: 2017-07-30 13:26:34      来源: 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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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吉林大学长山考古队成员在长山遗址现场进行挖掘。

2016年,吉林大学长山考古队发掘场景。

2016年,吉林大学长山考古队成员在整理陶片。

2016年,吉林大学长山考古队的老师在遗址上对学生进行现场教学。

  在那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平市梨树县小城子镇西北的长山上留下了东辽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忆碎片。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发展,文明延伸至莽荒之境,打破了东辽河流域的静谧安宁,从青铜时代到辽金时期,一代又一代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关于这段古老神奇的故事,近日,记者采访了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隽成军和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考古部主任聂卓慧。

  石器映射的历史年轮

  “长山”,又称“敖包山”,即略呈“丁”字形狭长的漫岗,漫岗最高处约高出地表10米,岗上较为平坦。平坦的地形给了先民“安营扎寨”的机会,隆起于地表的漫岗不仅可以避免雨水冲刷,还能将周围环境一览无余。北距东辽河不足1公里的路程,则是先民劳作生息的最大保障。临水而居,向阳而望,面朝大海的春暖花开不单是属于现代人的诗意梦想,数千年前的文明曙光已经笼罩在东辽河上,陶石之间崛起的先人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汗水幻化出东辽河的一片碧波荡漾。

  遗址最初的历史应该从这些数量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压剥而成的细石器开始讲起。细石器,一般是指采用间接打击法制成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用之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器。方寸之间的细小石器划破了千万年的混沌迷茫,晶莹剔透,玛瑙打制的三角形石镞是猎取飞禽的锋利弓矢;黑亮精致,黑曜岩琢压的刮削器则为切割兽皮、整修竹木的便利工具。这些纯手工打制的珍贵石片,是先人们手中的神奇魔法,石器边缘层层覆盖的压剥痕迹如年轮般展示着新石器前期先民们关于生存与繁衍的记忆。

  聂卓慧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小石片经常被陈列在人类历史溯源的最前端。飞禽走兽、河豚虾蟹是长山遗址早期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这些集精致、锋利与耐用性于一身的石镞、石叶或用于射杀猎物,或用于剥皮切割,是先民们与大自然抗争的强大武器。

  磨制石器,是出现农耕文明的证据之一。遗址出土的石磨棒、研磨器用于谷物脱壳,石刀则用于种植或切割野生植物。一万多年前,北京门头沟区的东胡林遗址已发现粟,即小米。同时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发现稻谷遗存。延至几千年后在东北地区出现原始农业痕迹,便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时期的生业模式变革虽然初露端倪,农耕经济开始出现萌芽,石磨盘、石磨棒等磨制石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狩猎—渔猎经济仍是先民维持温饱的最主要方式。这一时期,东辽河沿河水源充足,资源丰富,鱼、蚌、蛤等水产遍布,遗址表面散布的大量鱼骨、贝壳便是当时富足生活的真实写照。疯长的植被赐予了先民更多的食材,山中的野味,或是林中的瓜果也是不错的选择。农耕文明的出现为定居生活提供了可能,较为充裕的粮食,共同饲养的家畜,男子外出狩猎,女子室内耕织,数千年前的东辽河畔一派祥和之景。

  纹饰陶器与文明足迹

  新石器时代,纹饰陶器占据了大半壁江山。长山遗址虽小,却五脏俱全。作为新石器时代纹饰陶大融合地带,压印“之”字纹、刻划线纹、戳压点纹、绳纹,在此处皆有典型代表。风靡一时的“之”字纹系统不仅控制了整个东三省,其影响力还渗透到燕山地区,甚至远至朝鲜境内,都见有此种装饰风格。然而,随着古环境的激烈动荡,新石器文化格局重新洗牌,“之”字纹系统势力骤减,刻划线纹、附加堆纹相继倒戈……东辽河与西流松花江和辉发河紧密相连,致使这一区域的古文化也与周邻地区不断吸收、交流、影响,东辽河流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隽成军告诉我们,“‘之’字纹陶片给了我们寻找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指引,当地村民在早些年间采集的红陶钵和玉器残片更为我们寻找新石器时代长山遗址的祖型提供了线索。”红陶钵又被当地耆老称为“红陶碗”,纯净的陶土烧制而成,烧成后再在表面涂抹一层红色陶衣,形似碗,体型略大,新石器时代的盛水器。看似普通的红陶钵,却是文化的指征性器物,其与“之”字形陶器、玉器的共同组合掀开了新石器时代长山遗址的面纱一角,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此出现。

  红山文化,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主体年代为5500年前,其以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于辽宁西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的中国已知最早的文明。高超的石器、陶器及玉器工艺反映了红山文化居民富足的生存状态,细石器工具发达,压印及篦点之字纹陶器为典型,红黑彩彩陶为特色,玉雕工艺水平较高,遗址出土的玉猪龙毛发飘举,极富动感,享“中华第一龙”的盛誉。

  长山遗址与红山文化文物种类、造型工艺的高度重合揭示了一个共同答案——二者为同一文化系统。考古学上常将存在于同一时间,分布于同一区域,拥有典型特征的同一人群称为“考古学文化”,同一文化系统代表着同一人群的先行后续。这一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能源危机、人口压力或是军事征伐都可能是红山文化居民迁徙的动机之一。

  进入青铜时代,东辽河流域与下辽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和彼此影响更为频繁,长山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陶器则显示出异于前期,较为明显的“东北特色”。

  生活方式与墓葬风俗

  遗址内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器可以复原当时的劳作场景、生业方式,先民的居址、墓地,这些关乎生、死的阴阳两地却依旧成迷。土坑半地穴,即《诗经》所载的“陶复陶穴”,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北方先民的主要居住方式,居室大半位于地平线以下,地表尚有与下穴连接的建筑部分,房址边缘残留的椭圆形柱洞便是当年支撑屋顶的木桩残痕。屋内、室外多有灶址,便于取暖,炊煮;居住面多经火烤,以加强牢固,屋内多有门道,与外界相连。这种居住方式是原始先民与生存环境抗争的重要体现,穴居形式可以抵御野兽的攻击,居室一半位于地下,冬暖夏凉,防寒保暖,室内的灶台多用于取暖,窄长的门道除通向外界外,也用于防止雨水肆意流窜。受环境、生存方式所限,群体劳动决定先民们需聚族而居,因此房址多成片分布,并常在中心聚集区设立较大房址,这类房址或为中心广场,为同一氏族集团的“公众场所”,或为氏族首领的“高级住所”。这一时期虽然处于私有制逐步产生,氏族公社走向解体的阶段,但阶级分化不甚分明,房址的规模主要由人口数量决定,差异并不明显。

  居住在同一区域的先民多属于相同部族,血缘和姻亲关系将他们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生则同穴,死则同葬,“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决定在其死后,同一部族的居民被掩埋在共同的墓区,这些墓地多位于居址附近,统一规划,布局合理。死者的埋葬方式亦与居住址的建造方式相近,采用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石棺墓进行埋葬,其中石棺墓在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墓葬中更为常见,这一时期的石棺墓呈现出如下特点:单独墓葬多分布于山顶较为平坦的位置,成群墓葬则有规律地沿山脊分布,且墓葬多位于同时期的遗址内或遗址附近;石棺墓圹基本呈长方形,砌筑方式包括大板石围砌和块石垒筑两种,墓顶以一块或数块板石、块石为盖,底部多不铺板石;石棺墓墓室较深,1.2米至2.8米不等;盛行墓内火葬。

  死者的埋葬方式为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常常有少量器物随葬,男性多以生产工具为主,女性则倾向于选择陶纺轮或石管等装饰品,部分墓葬还见有日常所用的罐、碗等陶器出土,随葬品大多摆放在头骨附近或墓葬的东、西两侧。孑然一身的单人葬,夫妻同茔的双人葬,一世同堂的多人二次葬……虽形式多样,孕育了先民一生的黄土终将是他们的归宿,逝者的亡灵继续陪伴着他的骨肉同胞,守护着他们的和平与安宁。

  辽金时期的二次辉煌

  东汉中叶开始,地处边疆的长山遗址,由于险要的地理位置及富庶的资源优势,频频卷入夫余、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混战之中。唐贞观时期,高句丽政权为防御唐朝征讨,设立长城千余里,长山遗址所在的梨树县境内尚留多处城墙遗迹。长山遗址一直是多种文明的碰撞地带,虽然暂未发现战国至唐代的文化遗迹,但地下暂时的“未知”却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

  进可收农、牧之资,退可取鱼楫之利,坐拥辽河平原的长山遗址,在辽、金时期再次成为人类的乐居之地。然而,动乱时期的战火注定不会让这片沃土长久安宁,遗址残留的民族特色迥异的遗物残片是渤海、契丹、女真等几大王朝兴衰更替的真实写照。

  篦齿纹为特色的辽代陶器、暗压网格纹为装饰风格的金代器物在长山遗址十分常见,牙黄釉白瓷与黑釉大瓮更是辽金瓷器的典型代表,遗址的主要年代为辽、金时期无疑。然而,考古学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几件纹饰特殊的泥质陶片,刻划横弦纹与涡纹、波浪纹组成的纹饰图案有着明显的渤海文化风格,出现在长山遗址的这些陶片说明渤海居民曾在此生存发展。公元926年,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率军进逼渤海国都城忽汗城,渤海国王开城投降。雄踞东北,立国二百余年的渤海国寿终正寝。国家虽灭,辽太祖在原渤海国故地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一切制度悉以渤海国之旧制。渤海风格明显的陶片是渤海遗民对祖先追忆的有意为之,还是由来已久,难以更改的工艺传统所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这些不起眼的纹饰陶片却是契丹、渤海两大政权相继统治此地的确凿证据。

  隽成军和聂卓慧认为,公元1005年,萧太后称霸扩张的野心震慑不了寇准的强力主战,澶州北城的黄龙旗令宋军士气大振,退兵数十里的辽军提出议和。辽宋缔结的“澶渊之盟”令两国皆有喘息之机,百年之内,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王朝,宋方每年向辽提供的“助军旅之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同时,两国设置榷场开放交易,北宋的瓷器、香料、丝织品等价交换辽的羊、马、骆驼,民间贸易逐步兴起、发达。遗址出土的北宋铜钱或许就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恩泽,带有压印莲瓣图案的定窑瓷盏更是典型的北宋用器,莲花纹装饰是佛学思想的典型特征,经济的复苏刺激了宗教文化的极大繁荣,中原王朝的佛教文化也在此生根发芽。

  “澶渊之盟”换来了辽国的百年盛世,然而,盛世之后的衰亡难敌日益崛起的女真民族,在数年的拉锯残喘中,辽国最终走向灭亡。战争的胜利者——金人继续在此居住,留下了暗压网格纹陶器、黑釉、酱釉瓷、缸胎釉等生活痕迹。

  蒙古灭金,来自北方草原的铁蹄踏破了辽金复苏的刹那繁华;明代羁縻政策下的女真诸部势力渐增,这里又成为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势力角逐的战争场所;清军入关,结柳封禁,梨树县东部隶属吉林将军辖下的吉林副都统管辖,西半部则划归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帐下。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展开对东辽河流域的田野考古工作,此后这一工作较长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际,考古工作者在东辽河流域发现先秦至辽金时期的遗址、墓葬数百处。

  然而,东辽河流域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为粗放式的文物普查、小规模的试掘和抢救性清理,缺少较大规模的正式发掘。长山遗址所在的东辽河中游地区开展工作较少,考古文化内涵和属性尚未清晰,加之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其与周邻文化的复杂关系尚待厘清,东辽河流域汉代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和谱系关系尚不足以构建。

  2015年底,经努力争取,吉林省文物考古培训基地落户四平,预计在长山遗址开展五年考古工作。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构成的吉林大学长山考古队将逐步攻克遗址的分布情况、堆积特点、聚落布局、文化内涵等系列难题,建立和完善东辽河中游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廓清诸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了解此区域内狩猎—渔猎经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演变,并为这类遗址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

  日升月落,秋收冬藏,开辟鸿蒙的新石器时代远祖,在战争与和平里轮回的故人。虽然远去的岁月已经将历史的尘烟遮掩,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长山上,迎来了东辽河畔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直至今天,似乎隐约还可以听到先人的足音咚咚作响……

  参考资料:《梨树县文物志》《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田野考古集粹》

  专家简介

  隽成军,男,满族,1965年6月出生,吉林省通化县人,现任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参加考古发掘报告《后太平-东辽河右岸以青铜时代为主的文化遗存调查与试掘》《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等书撰写工作,主编《中东铁路支线四平段调查与研究》《叶赫河流域先秦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书,并在《考古》《东北史地》《满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理论研究和文物普及文章近百篇。

  聂卓慧,女,满族,1989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任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考古部主任。她主要致力于东北地区考古学及地方史研究,入职以来,多次参与省、市的考古调查、发掘及整理工作,参与省、市社科基金项目。编写《四平文物精粹》《庐江汉墓》《四平市二龙湖遗址2014年抢救性发掘简报》《四平市叶赫镇王家屯东山遗址发掘报告》等考古专著及报告。

  (图片由四平市文物办提供)

责任编辑: 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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