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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时间: 2017-07-25 15:16:07      来源: 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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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程、《文艺争鸣》杂志社承办的“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高层学术论坛,10余位文艺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特刊发部分研讨会上专家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贾平凹出席研讨会

    南帆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作家,贾平凹从来不惮于自称是“乡下人”,一如当年的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乡下人”,贾平凹始终对乡村一往情深。尽管数十年客居西安,然而乡村的气息、苦恼、哀伤时时裹住灵魂,既是一种持久的煎熬,同时又赋予电光石火一般的文学灵感与不竭的写作冲动。田园、乡愁、诗意、故人的思念——这些“乡土文学”美学元素始终回荡于贾平凹的小说之中。由于如此熟悉贫瘠的乡村,贾平凹清楚看到,奔赴城市的意愿可以形成多么强大的迁徙冲动,极其悬殊的城乡差距让许多农民放弃祖祖辈辈守护的乡村。另一方面,贾平凹同样清楚认识到,如此迅猛的迁徙可能给乡村带来多大的伤害。于是,《秦腔》之后又有了《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作品。

  贾平凹的《高兴》与《极花》之间存在一种有趣的对称和回环——二者之间大约相距10年。或许可以如此表述:10年左右的时间,乡村并未给贾平凹带来更多的情节——乡村仍然处于进行性的衰败之中。人们毋宁认为,贾平凹开始从各个视角不断地想象同一个历史事实:乡村的、城市的,男性的、女性的。如果说,《高兴》的最终指向是孤独的男性如何坚决地投入车水马龙的城市,那么《极花》的隐喻是否某种程度地寄寓了贾平凹的乡村情结?当然,隐喻与其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事件,不如说是符号象征意义上的美学想象。但是,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作家说来,缔造悲欣交集的文学乡土即是抵抗乡村衰败的积极行为。

    昌切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极花》发表不久便招来劈头盖脸的批评。为趋于没落的乡村唱挽歌和为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辩护,是批评者提出的主要两大“罪状”。

  就其实质而言,批评者进入《极花》的视点应该具有现代性。从现代性看《极花》,怎么看都会不顺眼,都会生出不适甚至恶心的感觉来。作家为伴随这个社会转型过程而来的乡村的凋敝衰败痛心疾首,不惜以传统的伦理律扭曲现代的历史律,在艺术上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彻底地道德情感化了。

  贾平凹写的不是他先前写过的西京、商州,不是高老庄、土门,而是位于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巴掌大的村落——圪粱村。再来看看贾平凹“怎么写”,他的做法是逆势而为、反搓绳子,有意与历史必然性唱对台戏。我们从贾平凹这里所看到的,是反感并反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感是道德意义上的反感,反拨是审美意义上的反拨。

  历史律与伦理律分居两端,贾平凹与《极花》的批评者各执一端。前者执伦理律否定历史律,后者执历史律否定伦理律。看历史,前者是反顾,后者是前瞻。前者恶待城市、善待乡村,去恶从善、为善趋美,追求美善合一的艺术境界。后者则视城乡兴衰为历史进步,为现代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反对维系旧有乡村秩序的“神圣的事物”,反对为乡村的凋敝唱挽歌,而无视从沈丛文到贾平凹一脉相承的审美传统。这就是二者分歧的要害所在。

    韩鲁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在贾平凹的文化思想中,存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甚至可以说,他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贾平凹的身上,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又有着深刻的旷达虚静精神;既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甚至是一种杞人忧天式忧患意识,又有着跳出物外的超越意识;既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又有着广涵的包容意识。他始终关注下层百姓,体现出明显的民本思想,但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清高孤傲的志趣;他既是刚健不息以不断创作来书写自己的人生追求,又是如此悲观悲悯甚至有些宿命。这些文化性格特点,都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对应之点。甚至可以说,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从骨子里承续了更多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魂,与之有着一种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性。

  贾平凹始终致力于中国文学艺术血脉的承续与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似乎更为自觉地在进行打通中国文学艺术脉络的探索。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一种中国文学艺术的精魂,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艺术创作才始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学艺术传统血脉之中。因此,他不仅是用中国的方式表达世界的东西,而且是用中国文学艺术精神在观照世界,以创造出中国作家自己的文学经验。

    栾梅健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回顾贾平凹近40年的文学历程,我觉得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表现出迥然有异的文学特质。

  第一个是“商州文学”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这时期,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偏远却不荒凉,贫瘠但异常美丽。

  很显然,贾平凹这时的爱憎就是故乡农民的爱憎,他的情感就是故乡农民的情感。直白地说,这时他仍只是一个进了城的农民。这一时期如《山地笔记》《小月前本》《商州》《天狗》等作品,人物纯朴、善良,格调清新、明丽,切合着当时家乡农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第二个是“废都阶段”,从1989年到2003年。之所以取名“废都阶段”,一方面因为《废都》是这时期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因为这时期他的心情也恰如《废都》那样凄惶、郁闷和彷徨。这种痛苦、矛盾的心情在1992年创作的《废都》中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废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贾平凹遭受到令他恐惧的迫害。面对商州,这时他已提不起创作的兴趣了。这一阶段贾平凹的创作有种连根拔起的凄惶感,充满着涩涩的苦味。

  第三阶段,也就是近10余年来的文学道路,我们称之为“老生阶段”。这不仅仅在于《老生》这部长篇小说,也不仅仅在于这一阶段贾平凹已年过六十,可称为老年,更主要在于他这时期的创作热情老当益壮,不时推出大篇幅的长篇小说,同时创作风格也更为劲道有力、激越苍茫。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

  贾平凹素来重视长篇小说的后记,在自《废都》以来的重要作品中,贾平凹很喜欢在后记中讨论“文学观”,比如他在《高老庄》的后记里曾经不无抱怨地谈到,“对于小说的思考,我在很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记里也有过长长的一段叙述,遗憾的是数年过去,回应我的人寥寥无几。”

  “后记”对于正文的重要性,在《秦腔》以来愈发强化,在《老生》这里抵达一个高峰。其原因在于,从《秦腔》以来贾平凹在后记中渐渐少谈或不谈“文学观”,而是开始谈“现实观”,以散文的笔法交待所见的世相,并以此作为小说的缘起与根据。比如《秦腔》后记娓娓叙述故乡的悠远与破败、素朴与悲哀,并将《秦腔》的写作视为“为故乡树碑”。

  《老生》的后记更为彻底地延续这一思路,与其说是“后记”,不如说是“序言”。在数千字中浓缩了全书的情怀与立场,不仅构成了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于正文的一篇阐释与评论。阅读《老生》的顺序,我以为应从“后记”开始,这也是全书信息最为密集、最值得精读的部分。其读法不仅要梳理着作者的逻辑读,同时也要注意作者逻辑的跳脱与断裂,最终理顺思路,考察其如何在20多万字的小说中落实这一思路,并与其展开有效的对话。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贾平凹新长篇小说《极花》发表以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批评文章甚至很尖锐,但我发现,有些批评文章其实很简陋,批评者甚至都没有读明白小说里的一些核心情节。

  《极花》的故事很简单,但在叙事上却具有特殊的分析价值,可视为作家如何讲述苦难、建构写作伦理的样本。叙事上的绵密、细致,可以提示出受难者身体、心理、精神的转变过程,可以写出底层罪恶行径背后更为宽广的悲哀,同时,小说将人物置于绝望深处,目的是寻找灵魂超越的光芒。《极花》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书写,也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呼喊,它是想探求这个时代的受难者该如何实现精神自救的问题。惨烈的叙事风格、心狠手辣的写作笔法,这些都只是风格、趣味问题,并无对错,重要的是作家有真正书写出这个时代的悲剧。

  报道现实与文学讲述,是完全不同的对苦难的处理方式,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力量,就在于文学不仅呈现苦难,它还思考苦难为何会发生,人在苦难中的复杂心理,同时也探究苦难背后人的不幸,以及对这种不幸的同情与感受——这种同情与感受甚至可能隐藏得很深,深到一般读者都未必读得出来,但文学的力量有时就是隐藏起来的,它内在而持久,只要用心,就一定可以体察到。《极花》就体现出了贾平凹的这一用心。对这个时代普遍的苦难,他选择劈面相迎,而不是躲避或欲言又止,这是意味深长的。

    杨辉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西北大学)研究员

  自1970年迄今,贾平凹创作40余年,其间甘苦,难以尽述。由“单纯入世”到“复杂处世”,再到“任性逍遥”,贾平凹亦兼具儒家之积极精神、佛家之境界追求,以及道门游宴自如、忘其肝胆之大自在精神。

  《腊月·正月》《小月前本》诸篇,有彼时“潮流化写作”之基本特征,《商州初录》诸篇,则初现其文化寻根之意趣,但限于篇幅、其内在性灵所开出之“文思”,尚未及显露。嗣后《浮躁》既融汇“改革文学”与“寻根文学”之双重面向,亦“终结”了其两可状态。至《废都》超克“现实主义”之限制后,贾平凹之才情始得尽情发挥。

  由“水之性”生成之“文之道”,亦是理解贾平凹小说诗学之不二法门。以中国古典思想所开出之世界观念为基础,贾平凹如是梳理“中国文学史”:“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上循,历来有两种流派,或者说有两种作家和作品,我不愿意把它们分为什么主义,我作个比喻,把它们分为阴与阳,也就是水与炎。”就个人心性及审美偏好论,贾平凹之写作,属“水”一类,因其通晓并与中国这柔性品质颇多感应。并由“水之性”中司得诸般道理,柔弱、处下、不争、淡泊、内敛、含蓄、忍耐等品性无不奠基于此。

    王学谦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

  贾平凹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作家。从《满月儿》(1978)开始,贾平凹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一直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一个角色,他的文学基调就是从时代潮流中汲取文学灵感,然后以自己的小说证明时代潮流的普遍声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激发了贾平凹的创作,他所写的那些商州的作品,带有太多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性烙印,近似于当时寻根文学作家的一般创作。

  从贾平凹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独自审视乡村社会,到了《废都》,贾平凹开始独自表达,是一个人的独唱,是一种焦虑而悲愤的情绪,有一种深沉的现实悲剧体验,同时,又有很大气的文学境界。在当代文学史上,《废都》绝对具有原创性,带有非常鲜明的贾平凹个人印记。《秦腔》的叙事仍然是没有结构的历史,是反本质叙事,有意采取“紊乱”的叙事,反情节、反典型的叙事,和《废都》相比,《秦腔》情感基调变得和缓、平静,更为冷静超然,更为淡定自如。《古炉》大体上延续了《秦腔》的写法,仍然是散文化的,但与《秦腔》不同的是,《古炉》产生了救赎性的力量,是人在精神上、心灵上的向善诉求。在与自然交流中,在传统的延续、积淀中,古炉村仍然存在着向善的精神力量。小说中,贾平凹也许未必相信其中的问题会轻易改变,他在强调作家自我的一种信念,尽管现实的乡村是混乱的,无法重建一个有序的世界,但是依然要有向善的精神。

    朱寿桐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人物,贾平凹通过他10多部长篇小说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有血有肉的各式人物。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无论是庄之蝶还是废都西京的其他文化名人,抑或是刘高兴、白雪、子路、傅山,都被作家“残忍”地定格在一定时代一定场景的宿命框架中,任由世事的摆布,任凭命运的拨弄,他们的所有挣扎和抵抗,甚至所有逃避和拒绝,只体现在心理的波动以及微弱到可以视为下意识反映的言行之际。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人物在共有命运中的交互与共存是其常见的构思格局。早期作品的主人公常常至少是两个,后来的作品则呈现出主人公愈益增多的趋势。表现农村“乡土”生活题材远非贾平凹创作的突出特点,他的小说突出的美学特征以及文学优势,实际上在于一定时代一定场景中一群人共有命运的揭示。他比他同时代的所有小说家都悭吝于刻画主要人物的个体命运,他善于更广泛地关注主要人物周边的类似人物,无论是对他心目中的主要人物构成相对关系还是相辅关系,他的文学聚焦从来不满足于集中框定一个人的际遇,专注于一定时代一定场景共有命运的构思范式,正铸成他的文学特色与优势,同时也造成他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引领某种文学潮头的现实与位势。

责任编辑: 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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